专家称大量志愿者穿梭不利灾区儿童心理康复

　　本报记者 林洁

　　今天，华西医院7楼的骨科病房里，到处可听见欢声笑语，不少自发来这里的人们给正在恢复中的孩子送来了节日礼物。

　　“但是，我担心，热闹过后，孩子承受的压力会更大。”接触了很多灾区孩子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单鸿说。

　　7岁的曾鹏飞是绵竹九龙镇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左腿高位截肢。“六一”节快到了，曾鹏飞床头放了很多大家送来的礼物，最令他爱不释手的是那本《安徒生童话》。但是，曾鹏飞情绪不是很稳定，对于地震当天发生的事不愿意面对，高兴时才拉着妈妈讲书上的故事。这两天，父母开始给曾鹏飞按摩、锻炼，希望孩子恢复后给他装上义肢。

　　5月1日，九龙镇小学开始实行午睡制度。12日中午还有两分钟就该起床时，曾鹏飞被压到了断裂的石板底下，13日凌晨被救出时，守候多时的父母看到儿子左小腿和脚板严重粉碎性骨折，大概只有1厘米的厚度。辗转市区医院、广汉医院，小腿的肉逐渐腐烂、起水泡，最后到华西医院不得不采取高位截肢。从那以后，曾鹏飞不哭不闹，也不说话了。

　　“手术后，有一位从美国进修回来的心理学硕士来和小孩聊过天，他心情总算恢复了一些。”父亲曾建刚很感谢每天来看孩子的人们，他说，志愿者会到床前给孩子唱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每天也会来发面包、还有外国人说他们听不懂的外语为孩子祈祷。

　　华南师范大学扈中平教授说，孩子的心灵很脆弱，特别是在身体残缺后，如果心理也有了缺陷，那以后就很难走出来，所以给他们实施心理干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全国的好心人都在帮助他们，但是稍微不注意，造成的伤害会更严重。

　　这几天一直在都江堰受灾群众安置点服务的扈中平有切身体会，有些孩子表面没什么，但其实心里是不开心的。有些孩子自我封闭，有些孩子大发脾气，有些孩子很敏感，有些孩子则反复无常，医院和专家应该给予全方位的关注。

　　“我想来灾区看一看，同时也以自己微薄之力告诉他们，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同胞，全国人民永远和他们在一起。”陈少潮手里拿着一摞信封，每个信封里装着200元，悄悄地走到每一张病床前，身子微倾、双手把一个信封递给病床上的孩子。“这是我们一点心意，请收下。”淡淡一句话后就转身离开。

　　记者在病房里偶遇了包括陈少潮在内的4位前来发慰问金的深圳私企老板，他们带着20万现金从深圳飞抵成都。灾难发生后，“汶川”成了他们日日牵挂的地方——每天看海量新闻、参与当地捐款捐物活动、自发默哀、又自己跑到寺庙为死难同胞超渡亡灵。

　　16岁的苟菲躺在病床上翻阅英国志愿者马丁送给她的杂志。苟菲是地震8小时后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的废墟中被救出来的，双脚骨折，左眼受到强烈挤压，眼珠半凸在外，还未做手术。

　　地震发生时，苟菲正在2楼的教室上政治课，她只记得老师说完“同学们快跑”，然后“轰”的一声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乐观的苟菲在废墟中和同学互相鼓励“不要哭”。当自己被救出后，她第一个反应就是给妈妈打个电话报平安。

　　病房里，苟菲坚信自己能够恢复健康重返校园。“我的眼睛那么漂亮，我不想永远看不见。”苟菲让妈妈帮她梳整齐头发，拿出团员证让记者帮她留下一张照片，希望有人能帮她尽快做眼睛的手术。团员证上的苟菲清纯漂亮，特别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正在江油市进行心理干预的单鸿说，现在有那么多人来关心孩子们，他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产生心理障碍，等到一切平静下来后，前后的反差会让孩子额外承受压力。“现在大量的志愿者、心理干预专家一拨又一拨，来得快走的也快。每个人的干预方式、辅导内容各不相同，很难有延续性。”

　　单鸿认为，社会上应该有一个中长期的保障，包括心理医疗、学习生活、就业培训等方面的辅助措施。扈中平赞同单鸿的说法，“应该对个案进行测试、分析、评定，持续干预”。

　　目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正和江油市精神病院首期挑选了300例个案，建立灾区群众心理跟踪档案，其中有相当部分就是针对失去双亲的孩子和残疾孩子的，跟踪期限至少需要3至5年。

　　本报成都5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