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了人类间两倍多的自杀可归咎于“传染效应”，这种效应有来自工作场所的，也有来自家庭的。以自杀的人数为基础，根据统计的情况，可以归纳为这样的现象，工作场所出的自杀事故比家庭中出现的自杀事故更能推动人们的自杀。

　　瑞典研究发现，每一年，大约有1500的瑞典人决定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原因通常是个人的或者是公众的，例如心理上的疾病或者身体上的疾病。

　　之前的研究表明，人们的选择会受到他们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同类型的行为，多样化的情绪和各种各样的态度会在社会交往中传递。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经研究了在人的生活中，自杀这样强烈的行为是否也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这项研究是建立在广泛的数据基础之上，通过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生活和工作在斯德哥尔摩郡的个体而得出的结论。

　　“通过亲戚和同事之间的信息交流和配合，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个体家庭里有成员自杀或者他的工作地点有人自杀。那么，当我们控制了其他已知的危险因素，我们就可以研究出，是否家庭成员或者同事的自杀会增加他们自杀的风险还是会减少他们自杀的风险，” Monika K. Nordvik博士说。Monika K. Nordvik博士是这次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之一，她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博士研究方向主要是社会学。

　　研究人员发现，假如一个家庭中有成员自杀，那么这种自杀的风险，不管是对这个家庭的男性还是女性来说都会显著的上升。但是这项研究也表明了，假如男性在有一个或者更多的工作伙伴在上一年自杀时，他们的自杀风险也会上升。以自杀的人数为基础，根据统计的情况，可以归纳为这样的现象，工作场所出的自杀事故比家庭中出现的自杀事故更能推动人们的自杀。

　　“即使家庭人员中有人自杀明显会对其他成员的自杀的风险有更大的影响——这个观点正在被讨论中，由于有那么多的人，在他们的工作场所经历了同事的自杀，这种经历所产生的聚集自杀效应比那些来自家庭的自杀效应更大，”英国牛津大学的Peter Hedstr?m教授说。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显示了人类间两倍多的自杀可归咎于“传染效应”，这种效应有来自工作场所的，也有来自家庭的。

　　当然，这样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研究人员应遵守的职业道德，还有研究人员可以获取人们的哪些信息。

　　Monika K. Nordvik说 ：“我们工作所用的数据是保密的，因为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被数字代码代替了。这意味着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被研究的人是谁，更不知道他或者她在哪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