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李呐 田野)位于上海静安区一家杂志的编辑王原琪从未料到，一场全球流感会让自己的工作方式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9月初，上海市通报首例甲型H1N1流感重症病例，王原琪即向公司提出了回家工作的申请，竟然很快获得了批准。

　　这段时间，27岁的王原琪不必争分夺秒地从被窝里挣扎起床，也不必再顾虑地铁中拥挤的人流，她只需在家按时按量完成上司布置的工作，然后通过电子邮件与上司或同事交流并完成工作。

　　她说：“欢迎走进‘电子通勤族’的生活。”

　　源于英语单词Telecommuter的“电子通勤族”是指依靠电话、传真、网络、电视等在家完成工作的人。相较于SOHO一族，这些人仍受雇主约束，职业的涵盖范围更广，也有上下班时间，他们是依靠网络电信等远程通讯手段“跑通勤”的人。

　　随着甲型H1N1流感在中国肆虐，部分白领选择成为“电子通勤”一族。一些公司出于节省开销、保护员工健康等考虑，默许了这种办公方式。王原琪所在的编辑部共有20多名员工，目前已有8人在家办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曾在2003年非典爆发时研究过白领生活方式的转变。他认为，“电子通勤族”是人们在流行性疾病传染风险增加时的一种“网络化生存”。

　　“人们在流行性疾病传染风险增加时，为避免人群聚集、流动和近距离接触，会改变以往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选择依靠电信网络等手段实现日常交流与沟通。”他说。

　　“电子通勤族”的流行同时让远程通信和网络器材经销商成为受益者。

　　上海市一家办公用品代理经销公司营销经理付强说，自今年6月以来，公司在上海地区传真机、打印机和路由器等设备的销售量逐月增加。其中，中小型企业和个人消费在9月和10月增长率接近了55%。

　　付强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流感的肆虐是促使远程通信和网络等办公设备热销的主要因素。

　　“一些中小企业通过鼓励员工长时间在家办公来避免因外出感染流感。此外，一些企业还减少了员工的出差次数，鼓励他们与异地客户进行视频会议或通过电话沟通。”他说。

　　然而，多数年轻人津津乐道的“电子通勤族”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沟通需要。刚结束一周流感隔离期的某公关公司高级客户经理吴晓认为，刚刚过去的7天居家工作“很糟糕”。

　　“我需要了解客户的需要，并向他们说明我的想法，面对面沟通更有效果。然而，在过去的一周，所有的资料都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反复回传。这样的沟通方式缺乏了信任和合作的基础。”

　　吴晓的同事也对“电子通勤族”表示不赞同。“如果每个人都把工作带回家，除了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管理，还可能对公司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一位姓莫的经理说。

　　莫经理说，凭公司现有的管理手段，很难对员工居家工作的状态和效率进行有效监督和评估。此外，业内曾出现过因员工使用私人电子信箱传送文件致使公司重要信息遭窃的案例，这些都让他对类似“电子通勤族”的工作方式表示怀疑。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教授说：“在公共卫生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企业采取一些措施预防疾病传播是积极可取的。”

　　对于“电子通勤族”对企业管理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张成福教授指出，这取决于企业和员工的工作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与工作地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一切理由都不足以阻止王原琪过上“自由生活”的决心。

　　“即便流感结束，也要申请继续在家里工作。如果公司不同意，我可能会辞职，然后自己办一份网络杂志，变成彻底的‘电子通勤族’。”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