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流全球蔓延的政治后果

　　和静钧

　　进入21世纪，非传统威胁上升为全球政治的重要议题。新世纪的头10年，差不多是人类与恐怖主义、全球变暖、流行性疾病等展开密集斗争的10年。单就流行性疾病来看，这10年里人类就遭受了萨斯、禽流感及甲流的轮番攻击，以及被这三者掩盖的结核病的大流行。尽管人类不时宣称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流行性疾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变本加厉地摆出残害人类健康的姿态，这样的纠结定然把世卫(WHO)、政府、药企等推上问责的风口浪尖。

　　奇怪的甲流蔓延图

　　自今年4月3日墨西哥城郊拉格罗利亚村一名患儿确诊患新型流感以来，不少人盲目地把它叫做“猪流感”。而其名之立，大抵是来源于其毒株中含有人流感、禽流感、猪流感“三合一”基因片断。由于“三合一”构成精妙，富含赖氨酸类物质，人们一度把这类病毒指向实验室，认为设在美国的某一生化实验室不慎将其研制的毒株流入社会。巧合的是，曾为世卫服务的澳大利亚籍著名生物学家，一度也支持了这样的说法。

　　这位名叫阿德里安·吉布斯的澳大利亚病毒专家，参与过防治流感特效药“达菲”的研究，也是首位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基因组成做过分析的科学家。他描绘的甲流源头是：某个实验室的试验品，或人为错误的产物，或系已经研制出的菌株，因管理不当泄漏于民间。

　　吉布斯的路线图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证。随着多点爆发，单一以实验室为源头的“蔓延说”，已经难以服众。在世卫技术官员的强力干预下，78岁的吉布斯改口说，自己的说法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至少老吉布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或一种令人忧虑的图景：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着疯狂的实验室里过去、现在、将来发生之事？包括美军在内的各国军方实验室，以及药企巨额赞助的生化实验室，有多少家曾参与生物武器的秘密研制过程？有情报证明，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数年前从世卫处获得禽流感样本后，就已经制造出了与禽流感病毒有关的生物武器，美军也悄悄在全军进行了防禽流感的疫苗大接种。他们的行为，究竟是因何而起呢？

　　甲流基本上脱掉了与特种实验室的干系，而环保主义者也有一份自己的甲流蔓延图。为了正当化自己的构想，他们的蔓延图中，依然顽固地拒绝把这种新型流感病毒改称为“甲流”，而是继续使用初始的称谓“猪流感”，即使“猪流感”一词包含着究竟是猪患的猪流感还是人患的猪流感等极大的模糊性。

　　环保主义者盯上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粮食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众多的猪集中在狭小的空间集中喂养，连挪一步的空间都没有。为了快速长膘，通宵强光照射，饲料中还添加催肥剂，猪粪便直排于外，臭气熏天。有关“猪福利”的问题以及农场环境的破坏问题，历来是环保分子关注的热点。

　　碰巧的是，墨西哥5岁男孩埃尔南德斯确诊患新型流感之后，关于污染空气、紫外线照射、气温和湿度等外在因素作用下，病毒会加速变异的说法，在离这个男孩的小村不远处史密斯菲尔德粮食公司与墨方合资建立的大型养猪场中找到了“传播源证据”。相对可信的另一种说法是，集中圈养的牲畜之间病毒的交叉扩散，最终酿成了人际传播的流行性疾病。

　　早在埃尔南德斯3月初染上“猪流感”之前，甚至是在去年的10月份，这个离卡罗尔养猪场不远的村子里，多位村名莫名患病，呈呼吸困难、头痛、发烧等流感症状。这表明，流行性疾病调查手段能做到的只是，把首例采集到样本的患者，定为第一例患者，但事实可能远非如此。

　　环保分子绘出了“猪流感”蔓延图，从卡罗尔农场，到拉格罗利亚村，再到墨西哥城，向全墨西哥境内扩散，再向北传播，进入北美诸国。这一线路意在表明，墨西哥有关政府，为了某些强势集团的利益，一直没有有力地调查，从而失去了切断传播线路的绝佳机会。而从国际上看，这个路线图给了别国向墨西哥关闭物流和人流大门的机会。

　　卡罗尔版的路线图随着日本甲流本土化后，已经无人问津了。但卡罗尔版路线图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揭示了流行病与环境因素的不可分离性，为确立生态道德观，增加了某些令人恐惧的心理暗示。这些暗示，与人性的贪婪和政府官员的无良直接相关，与各既得利益群体利益分配有关，本质就是政治性问题。

　　再来看世卫(WHO)的甲流蔓延路线图。

　　据《石油战争》作者、地缘政治大师恩道尔观察，早在甲流传播之前，世卫的技术官员亨利·尼曼医生就绘制好了甲流蔓延图，世卫就是按尼曼医生定好的步骤，一步步升级警戒级别，4月份确定病毒之后不久，就在6月11日把警戒级别升到6级，也就是最高级。最高级的后果就是，各国政府采取的紧急状态得到合理化，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新药物和新疫苗都可以跳过平时所设置的严格检验制度，直接把危险性很高的药物和疫苗使用于人们身上。世卫强调，只有等到全球80%的人口被传染后，甲流才会真正消退。

　　然而，直到11月底，尽管医疗部门一再扩大了对死因的统计口径，但目前能确定的死亡人数尚未超过1万人。11月初公布的数据是6770人。这个数据，比起每年数十万人死于普通流感，实在是太少了。这也难怪恩道尔指责世卫试图把这场流行病夸张成如当年欧洲黑死病一样，是一种谎言和欺诈。

　　不过，甲流的确存在着，即便它已经呈现出季节性流感由西向东传播的特点。科学实验室里的分析数据还表明，到11月底时，这种病毒，至少在挪威、中国、美国、日本等地方发现了变异，而在某些地方，甚至发现了抗药性的变异病毒。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变异的病毒的危险性高过原甲流病毒。反过来说，世卫最初一再提高警戒级别的理由，除了跨国或洲际传播的地域性指标，就是这种可怕的病毒“可能产生突变，变得更危险”。显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可怕的结果尚未发生。世卫的角色定位在于“作为”，不是“不作为”，它积极地提前干预，也可以说是避免了“可怕结果”发生的原因所在。

　　强制隔离与贸易禁运

　　从国家层面看，围绕防控甲流采取的种种措施，诸如遭到墨西哥及美国非议的强制隔离和医学观察制度，针对特定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禁运，以及像美国和乌克兰所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这些国家行为之法统，一在于其国内相关疾控法，二在于世卫所推行的规则，三在于自身的经验积累。但这些行为自身所具有的“扩张性”，导致某些纠纷可能会上升为种族歧视、贸易歧视、资源争夺及公正性等敏感政治问题。

　　从强制隔离这些医学观察措施来看，在疫情发展到某一临界点时，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就会垂直下降，这不但会耗干可用资源，也可能把疾控引入歧途——隔离最终演变为对某类人群的系统性歧视，由此增加社会仇恨总量，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

　　贸易禁运的措施之所以吃力不讨好，在于疾病一旦长期传播并转化为季节性流行病后，有损于双方之措施的害处就会越加明显，从而为解除这些限制提供动力，除非贸易禁运背后的考量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在“猪流感”爆发之初，各国都对疫区产品的输入进行了严格限制，而墨西哥所抗争的是，有些国家进行“选择性歧视”，同是疫区的美国输出的人流和物流，所受到的影响远低于墨西哥一方所受的影响。这类争议，一旦处理失据，就很快上升为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墨西哥扬言不惜以断交为代价来抵抗歧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结果。假如执政党不强硬，选民就会强硬起来，他们会用选票把示弱的政府逐出门户。

　　上半年疫情爆发之时，美国是“疫情输出型国家”，但它与墨西哥一样，对别国“外堵输入”的做法常有微词，甚至怒目以对。由于深陷金融危机，美国担心本国政府对疫情“过度反应”会影响国内经济复苏，也担心世界各地对美国公民或产品采取限制准入措施，所以基本没有采取主动防控措施，而把希望寄托在后来证明是令人失望的疫苗生产上。这样消极应对的后果是，美国成为甲流重灾区，死亡人数全球第一。美疾控中心11月中旬估算数据显示，甲流疫情自今年4月爆发以来，已造成约3900名美国人死亡，其中包括约540名儿童。数据还显示，自4月份以来，约有2200万美国人感染了甲流病毒，其中包括约800万儿童。

　　紧急状态及疫苗全民接种

　　美国人对疫情之严重并非后知后觉，早在5月5日发现第一个死亡病例之前，其决策部门就作出形式上的“强烈反应”。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在4月下旬就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墨西哥闻声才恍然大悟，也跟着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尽管在当时，从感染人数及致死率上看，墨西哥的情况比美国严重得多，但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包装”上，墨西哥显然“技不如人”。

　　10月24日，奥巴马总统签署命令，宣布美国进入甲型H1N1流感全国紧急状态。奥巴马在声明中说：“全国许多地方的染病比率迅速攀升，甲流大流行可能让部分地区的医疗资源难以承担。”从低水平的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到全国性涉及各领域的“紧急状态”，问题可谓非常严重。而从4月末无死亡病例到10月上千人的死亡，这其中暴露了原先的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不有效。有专家说，美国“内防播散”的过程中遵循“无罪推定”准则，因此很难有效控制疫情。但也有专家说，激进措施并不能阻止甲流蔓延，中国、阿根廷、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埃及都采取了严厉的防控措施，可是都没能逃脱疾病的染指，原因就在于人们通常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就传播流感病毒。

　　启动全国紧急状态有些什么影响呢？首先，“紧急状态令”能激活处于“休眠状况”的应急法律和政策措施，以便更快更有效率地集中全国资源。也就是说，签署紧急状态令，是法定的第一道必经程序，是面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全国性重大灾难的第一法定动员步骤。其次，“紧急状态令”是在全球100多国爆发疫情并已经分不清是“输入型”还是“原发型”的背景下作出的。有些国家的甲流疫情，爆发晚但传播快，如中国，进入10月份后，单从10月23日到26日，就报告确诊甲流病例近3000起。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实质问题就出现了，全球能应对疫情的预防性药物，如甲流疫苗，和治疗性药物，如达菲，就成了稀缺产品。争夺这些疫苗和药物，势必成为新一轮国际博弈的焦点。

　　这类国家级“紧急状态”并没有被人看好，其直接的原因是现实与想象高度脱节。就如乌克兰突然闹起“流感政治”，其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甚至将总统选举推迟4个月，但并没有阻止甲流的井喷式发作。这是某一国政治生态问题，绝非疫情那么单纯。

　　接着一个问题是，既然世卫在极力推荐疫苗接种，并且宣称甲流对所有人、所有年龄段、所有人种都构成致命性危险，那么，人们得出的结论是，除非全民接种，否则难以逃脱被甲流蹂躏的命运。

　　在疫苗稀缺的特定背景下，全民接种的议题是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它背后就是公平性与自愿性的问题。德国《明镜》周刊曾质疑：“甲流面前，是否人人平等？”从国际政治话语上看，那就是“甲流面前，是否国国平等”？第一类回答的失败，就会挫伤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失去法统；而第二类问题回答的失败，则可能演变为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富国与穷国、强国与弱国的对峙，流行病成为撕裂人类同一认同感的推手。

　　当奥巴马向美国公众展示自己两个女儿已经注射了疫苗时，一部分美国民众没有见到美国总统的动员功能，而是看到了特权。当动员接种已经没有必要，人们为疫苗缺货而犯愁时，谁再弹出“以带头接种示范全民”，谁就可能被扣上搞特权的帽子。

　　在德国，由于订购的疫苗来源不一，被分为了“普通型”和“安全型”，而德国公务员将接种“安全型”，这样拙劣的安排最后逼得默克尔出面承诺自己将接种“普通型”疫苗才平息事态。

　　至少在一些国家里，有关疫苗的分配的透明度是令人怀疑的。国家以“紧急状态”截留本可能流向海外的资源，自有法律依据，而某类阶层人士却从本不公平的社会分配中再次获得保全生命的优先权，有可能引发撬动国家根基的“阿基米德反应”。

　　当然，疫苗自身的不安全性也会暂时缓和这些潜在的矛盾。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有报告接种疫苗后产生严重反应的案例，甚至有些导致死亡。疫苗的不安全度的提高，反过来会成为推动最高警戒水平或国家紧急状态之部门和组织的政治包袱。

　　药企的责任边界

　　尽管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甲流病毒正在变异，但世卫依然坚持说，原先针对甲流的治疗措施的推荐，依然有效。这意味着，学名为“奥塞米韦”(oseltamivir phosphate)、商标名为“达菲”(Tamiflu)的这种药，在抗击数年前H5N1禽流感之后，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及其变异体，均“一成不变”地有效。

　　罗氏制药的“达菲”或葛兰素史克的“乐感清”，都只属于治疗性药物，要提前预防，最佳的途径就是接种疫苗。目前西方能研发针对甲流之疫苗的，只有区区几个药企，如诺华。

　　预防甲流的疫苗，从研制、批次生产到投放市场，总有一个周期。它们都不是常规药，因而，对生产它们的药企一味地要求常规的“社会责任”，有可能对其公司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最终受害的，将是患者。

　　所以，这里存在一个药企的社会责任与国家的政治责任之间平衡的问题。国家如果在疫情尚未爆发时就执行战略药物储备制，那么，药企对某类特定药物的生产，有可能随着这一波疫情的缓解而减少，直至停产。而在疫情大爆发、国家责任到位时，药企置社会责任于不顾，只埋头挣大钱，也会损害药企的长远利益——在原有制度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时，药企有可能遭到被接管的命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治甲流特效药“达菲”是由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个关联公司研发出来后，把生产和销售权转让给瑞士罗氏制药的，因此，即便那家拥有浓厚美国军方背景的公司作了“无害化处理”，人们仍然相信，假如甲流病毒真的突变到某种可怕的程度，美国人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幸存者。有人说，这才是2009年甲流大恐慌的真正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