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青岛12月1日电 (记者 张旭东)12月1日是世界预防艾滋病日。当公众目光再次聚焦艾滋病时，一个致力于艾滋病预防的特殊群体却不被人们所知。他们本身是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有些还是受艾滋病威胁的同性恋，他们从心理崩溃的边缘挣脱，投身艾滋病干预，出入同性恋活动的酒吧、浴池、会所和艾滋病人家庭，为预防艾滋病和挽救艾滋病人生命而奔走。但这些守护生命的“天使”却生怕遇到熟人，遇到警察，他们的生命甚至也遭受威胁……

　　朝不保夕的“天使”

　　年过花甲的张北川医生从事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已有十多个春秋，但这两天收到的一封信让他为艾滋病干预志愿者的安全捏了把汗。信中说，乐乐(化名)在天津市从事艾滋病志愿者干预已经4年，但最近在给男同性恋者采血做HIV检测时，可能由于过度疲劳，针头插进了自己身体里。

　　“在医学专业术语里这叫‘职业暴露’，一些艾滋病医院的大部分护士都发生过‘职业暴露’，这就需要立即使用病毒阻断药物。医院护士当然没有问题，但志愿者为保护接受采集血液者隐私，工作地方十分隐蔽而且简陋，哪能保证有储备的病毒阻断药物？”张北川说。

　　另外一件令张北川心痛的事是志愿者安然(化名)被无故殴打。8月下旬，安然和同事受陕西省疾控中心委托，到陕西省安康市做男同艾滋病预防宣传。活动结束后他们所住酒店老板带领一帮“弟兄”称他们损坏了桌椅，要赔500元。安然同事上前理论，他们便动手，45岁的安然为保护同事，就被殴打，双侧眼底出血，左耳鼓膜穿孔。

　　小潘刚大学毕业不久，HIV检测呈阳性，是青岛一位艾滋病关爱志愿者。他说：“我们最怕的就是做志愿活动时碰到熟人，我们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就暴露了，我们的工作、朋友和亲人都可能会失去。还有女性艾滋病干预志愿者要去一些色情场所，她们做志愿活动时还怕碰到警察，因为最困难的是怎么说清楚自己的身份。”

　　“天使”拿什么来保护自己？

　　记者采访时发现，艾滋病干预志愿者共同的呼声是希望他们的组织能有合法的地位，能有一个组织和单位来保护他们，但按照相关规定，他们自发组织的这些关爱小组很难在民政部门注册。

　　“要是出了伤害事故，我们报警是个人名义还是组织名义？要是组织名义我们本身就非法，如何向警察解释清楚？”天津“深蓝”男同艾滋病干预组织负责人嘎嘎告诉记者。

　　小潘说，没有合法的组织地位，志愿者便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做志愿者活动时的公信力也受到质疑，他们只能说是一些热心人凑在一起。同时，因为不是合法组织他们便不能接受捐助，志愿者工资、医保和养老保险都是奢望，而且志愿者大都在贴钱做志愿活动。

　　“我们小组只有两个专职志愿者，他们每个月能领到800元的补贴，其他4个兼职志愿者都是一分钱不拿。一些曾经受到过帮助的艾滋病患者也曾来做志愿者，想继续传递爱心，但他们也要生活，800元如何在青岛生活，后来也就离开了。我们最大的动力就是逢年过节有受益者来看望我们，觉得还有人记着我们。”小潘说。

　　天津市红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科科长高永军说，志愿者组织在艾滋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男同性恋是目前艾滋病防控的重点人群，但政府部门接触目标人群非常困难，而且人力有限。志愿者从这个人群中来，容易被目标人群接受，他们宣传健康性行为，鼓励男同做检查，对他们进行持续的心理关爱，承担着艾滋病防控很大一部分工作。

　　截至10月底，天津“深蓝”组织今年已对160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持续性的关怀，转介治疗性病患者600余人，动员1861人做了艾滋病检测，艾滋病干预人群达到5000人至6000人。

　　张北川介绍，由于各地志愿者组织不断地干预和宣传，男同健康性行为的意识已越来越高，他们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已从1998年调查时的486人中只有2人坚持使用，上升到现在有30%至40%的人群坚持使用，更多的人群经常使用。

　　如何让阳光撒向“天使”？

　　“偏见杀人，杀人无数！科学救人，救人几何？”这是张北川总结的十六个字。他说：“社会歧视艾滋病是文化传统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不尝试去认识和改变，就纵容了这种问题。如果大家通过各种媒介能看到真相，可能极容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艾滋病患者就可以生活在阳光下，我们的志愿者就能工作在阳光下。”

　　张北川参与编写了卫生部、教育部和国家计生委的5本教材，每本教材都有张北川关于艾滋病人维权的一章。他说：“我把改变文化传统偏见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相信有这么多的教科书，大家能够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些弱势群体。”

　　智同(化名)是青岛一所学校的老师和艾滋病干预志愿者。他说，希望国家能够通过立法给志愿者组织合法的地位，给予他们申请的渠道。嘎嘎认为，如果立法保障民间组织的合法地位的时机还不成熟，能否开辟更多像深圳和北京海淀区一样的民间组织特区，将民间组织由登记注册改为备案，让民间组织有更多的活动范围和空间。

　　张北川说，希望政府财政能够更多地支持这些志愿者组织，因为目前这些组织的经费大都来自国际项目，国内还很少。同时，希望财政能给志愿者组织核心人物以工资、劳保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其他志愿者也能享受基本的误餐费和公共交通补贴。

　　小潘说：“既然我们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是政府机构所不能完成的，若是各地都能效仿上海和深圳，由财政购买民间组织的社会服务，我们的组织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不至于人员流失。”

　　嘎嘎表示，艾滋病防控是医疗、民政和公安等多个部门共同的责任。这些部门能否和志愿者组织联合在社区成立艾滋病患者的服务窗口，各个部门资源整合和共享，避免志愿者组织资源紧缺或是公安执法期间误抓正在工作的志愿者。这样也能减少因担心信息泄露或受到歧视而不愿去医疗机构体检的目标人群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