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开国第一文化冤案”。在这一 特大的冤案中，江青一马当先，向有恩于己的陶行知及其弟子发动了置之 死地的批判。人们会问：陶行知及其弟子是怎样施恩于江青的？江青为什 么对自己的恩人这般刻毒？从恩恩怨怨演泽出的历史，人们不难辨其德与 不德。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初映即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在中南海 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映完后，许多中央委员都称 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 ”1951年春节后在各大城市公开放映，京、津、沪等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 文章，对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几乎作了一致肯定的评价。《大众电影》 杂志特为组织专辑，并把它列为观众喜爱的十大影片之一。

　　但很快从最高层中传出了不同意见，顿使情况骤变。5天后出版的《 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 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 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陶行知身上。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 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径用诘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 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 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

　　社论严肃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为这一批判运动推波助澜的江青，这时在文化部文艺处挂名任职。批 判运动开始后，她终于走到前台，投入讨伐。她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 《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12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 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作为结果，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 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6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文 章之长，连载之久，在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上是属罕见的。

　　文艺界一大批知名演员和导演更是在劫难逃，尤以30年代在上海时与 江青有过恩怨关系的赵丹等人首当其冲。

　　这样，在建国不久的政治舞台上峥嵘初露小试锋芒的江青，便一石二 鸟，分别在文艺界和教育界击中目标，踩着已经死去的武训和陶行知，踩 着在世的陶行知弟子及其“武训精神”的信从者，悄悄地以化教育为阶梯， 向权力中心爬去。

　　对于陶行知来说，批判《武训传》和武训精神使他的形象受到严重损 伤。他的名誉从四侮仰慕的辉煌顶峰被推落到晦暗幽谷。直到1981年，人 们拂去当年泼在陶行知身上的污垢时，才发现江青的插手介人，与其30年 代以来同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恩恩怨怨不无关系。

　　三十年代援助江青之恩

　　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初识于1933年。

　　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 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青是在晨更第一次领受革命集体生活的教育。在 晨更，十几名成员过着一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生活。他们为学 龄儿童办学，为女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夜晚，又分别为上日、夜 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 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日常生活安排 也很有规律。早起有晨会，上午分头工作，下午在自置的菜田里劳动，晚 上轮流进行内容丰富的集体学习活动，其中有学习马列理论著作的读书班， 时事讨论会，文学讨论会，外语学习班等等。他们做饭烧菜轮流值班，吃 的是大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家常菜肴。除了一日三餐，没有1分工资， 生活相当清苦，但大家工作情绪十分高昂。初到上海的江青很快融入到这 个特殊的革命集体之中。对外，她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井 为店员班上课，对内，她教大家唱歌和学习国语注音符号，与田原共同负 责主持时事讨论会。她还同吴甫生一起随田原学习日文。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集体生活环境中，初到上海尚无很多社会联系的 江青，必然会与陶行知及其学生建立颇为密切的关系。

　　江青在晨更时期政治上颇有进步。1933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 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团。当年冬天，俞启 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住居。俞要求重 新人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1934年“一·二八”两周年游 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 中传出话来，说敌人业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在风声日 紧的情况下，江青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这半年多

　　晨更工学团生活。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 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 的帮助。

　　其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引起当局严重注意。 徐明清多次受到当局查询。不久，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陈企 霞等5人。所以，江青此时来沪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 会所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 立身之处。不久，又因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江青参加了“教联”。

　　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彼捕，身陷囵 圄。有关此事起因，据当事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 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 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的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乍。他的身份已暴露，处在 敌人跟踪追查之下，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逮捕。江青被捕后，孙达生 等曾通过关系到狱中查找。个把月后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江青出狱。可惜 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在探监和保释过程中，陶行知究竟起了

　　多少作用。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江青保释后继续得到陶 门弟子的帮助。

　　三十年代开罪江青之怨

　　江青第3次来到上海已是1935年春天。

　　这一回来沪后，江青主要同”剧联”打交道，据江青后来得志时向美 国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经历时所说，是“剧联”写信要她来沪，点名要她主 演《娜拉》，但有的人瞧不起她，她发愤钻研剧本，深入角色，终于一举 成名。江青（此时起用“蓝苹”的艺名）此番初演成功实在离不开许多朋 友的帮助。她既得益于对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素有心 得的章泯的执导，也受教于当时在影剧界颇育名望的赵丹和金山，更离不 开章、赵的共同好友唐纳的关照。唐纳是一位与“剧联

　　”关系甚密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过去，他在一些文章中被描绘成纨绔 公子，恐怕主要是受累于和江青的那一段罗曼史。唐纳多才多艺，既当演 员，又任报刊编辑，在银幕上，他以英俊潇洒的小生现身，拿起笔头又能 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在影剧评论方面某种程度上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 同这样一位“影报双栖”的明星人物发展关系，对江青来说，其价值不言 而喻。所以。尽管影剧界中追求她的颇有人在，她却唯独留意于唐纳。唐 纳一铸丘必特挽弓，立中芳心，马上同居。随后，在唐纳推

　　助之下，江青出演《大雷雨》和《钦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 喋血记》中也担任角色。从此，“蓝苹”的剧照及大大小小的捧场文章频 频出现报端刊尾，上海影剧界新添了一名二流明星。

　　灯火辉煌欢腾活泼的影剧生活，显然有别于昔日默默无闻清清苦冷寂 的教育事业。风度翩翩气概不凡的艺术家，更不同于手执教鞭粉灰沾身的 教书匠。生活环境和工作性质的变化使江青与”教联”的联系渐少，也与 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来往渐疏。

　　1936年春夏之际，汪青和唐纳戏剧性的婚变事件一度为上海滩上的热 门话题，由此引发陶行知的感慨劝导，从而开罪江青，成为一个不可解开 的冤结。

　　1936年4月26日，赵丹、唐纳、顾而已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 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 报端披露后，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论的一大艳事。然而蜜月未满，江 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 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颇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 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而据江青自述当初与唐纳虽行婚礼而未立婚书 的“理由”，也似可以印证这一说法。在1937年5月31日出版

　　的《联华画报》第九卷第四期中，江清以《一封公开信》为题，解释 这一“留有余地”的做法：“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 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 形式放在心里。”当不耐相思之苦的唐纳追到山东，从江青之姐处得知江 青已到天津俞启威那里，愤恨失望之极，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 即在济南一家旅社服毒自尽。幸而及时发现获救，而那封写于6月26日留 给“阿苹”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好事者公诸于世。不但上海

　　大小各报刊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之唐自杀事件》 加以披载，致使海内轰传，脍炙人口。作为变情者一方的熟人和殉情者一 方的朋友，陶行知自不能不对此表示关注。当陶行知从报上得知唐纳自杀 未遂的消息后，出于对年青朋友的关心，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 劝勉对方：

　　听说您寻死。

　　我为您担心！

　　您要知道：

　　蓝苹是蓝苹，

　　不是属于您。

　　您既陶醉在电影，

　　又如何把她占领？

　　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也要问一个分明。

　　人生为一大事来。

　　爱情是否山绝顶？

　　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

　　谁也高兴听喜讯。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

　　那是已经飞去的夜鸳。

　　夜莺不比燕子，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如果拖泥带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

　　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

　　把一颗爱她的心，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

　　为个人而活，

　　活的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

　　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

　　才值得我们去拼命。

　　为名利拼命，

　　为恋爱拼命，

　　问我们究有几条命？

　　尽管诗中对变情者并无苛责之词，但将其比作另找“门庭”的夜莺， 劝唐纳不必为之轻生，却绝对是冒犯蓝苹之词。

　　于是，这首小侍便成为睚眦必报的江青必欲报复消恨的事由。

　　江青得知怨端前后

　　然而，这首发表在邹韬奋刚刚创办（1936年6月7日）于香港《生活日 报》上的小诗，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传，也不曾为江青所寓目。虽然在7 月10日陶行知离港前夕，《送给唐纳先生》一诗连同另外20余首同期所作 诗，已汇编成《行知诗歌集》，由生活书店在当年出版。但是，剧烈动荡 的时局几乎把人们的呼吸目光全部吸引到救亡大业上去了，这一小小的诗 集在当时并未引起较大的反响。

　　因此，江青不知陶行知“诋毁”自身的情况下，她与陶行知及其学生 继续保持比较良好的关系。

　　1936年11月下旬发生的“七君子事件”，把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一 起推到了抗议当局消极抗日的政治斗争前列，陶行知因为与沈钧儒、章乃 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担任救国 会领袖，与沈等7人作“同案犯”被当局通缉，并同被起诉。在持续半年 有余的全国抗议浪潮中，终以当局公诉书的提出而达到高潮。1937年6月 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时收审。爱 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等同受处罚。宋

　　等登高一呼，各界纷纷响应，顿时汇成一个爱国入狱运动。在此过程 中，上海影剧界中的许多著名导演和演员，如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 君里、金山、王莹等均在具状要求人狱者之列，唐纳和江青也在报端公开 亮出同一立场，尽管他们此时已经分离，但无论就国家民族的公谊，还是 与沈、陶等的私情，他们的声援都不失为一种见义勇为的豪举。

　　“七七事变”之后，在王洞若的帮助下，江青和徐明清一起经西安前 往延安。此后，她便以江青的名字行世，开始其生活中全新的“一页，成 为另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的表演者。待到陶行知再度与她相见，已是1946年 春。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已非当年沪上“阿苹”。她趁国共和谈尚 在进行，从延安到重庆比较方便，专程前去医治龋齿病。到重庆后，她曾 相约唐纳见面，但唐纳出于种种考虑有意回避了。陶行知则与她一直聚首 在山城。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朴以创办不久的重庆社会大学正副校长名 义举行校董和教授联席会议，并宴请两路远方来客。一为刚从狱中释放的 叶挺和廖承志，一为刚从延安来渝的邓颖超、腾代远和江青等。据当事人 忆称，汪青是日因到医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来专程到重庆管家巷2 8号陶行知住处相访，并邀请陶行知和王洞若随机同往延安。据此看来， 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对他尚无恶感。笔者推测，江青对陶行知反目怀恨是 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导线则是《送给唐纳先生》一诗的入目。

　　陶行知1946年7月猝然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为了纪念他，曾开展 过一场颇具声势颇具规模的纪念活动。汇编其诗作印成《行知诗歌集》， 便是其中组成部分。这部诗集于1947年3月由大学出版公司印行问世，因 陶氏新丧国人痛借之故，诗集流传颇广，举凡与陶氏有交谊者莫不争相致 之。江青极有可能是在这本诗集上得知陶氏把自己称为莺莺燕燕的雅喻， 由此怒不可遏。

　　同时，另一条消息也可能引起江青的极度不快。1946年12月9日在纽 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会上，由游美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台唱陶氏喜爱的 四首歌曲。王莹其人，与陶行知有安徽同乡之谊，却与江青有剧坛争角之 仇。1936年夏衍发表《赛金花》剧本后，双方为争演此剧主角，形同水火， 一时曾成为上海影剧圈中一桩很有影响的事件。这一争角之败，曾被江青 引为终生大辱之一，王莹也从此成为她切齿难忘的仇人。王莹如此颂陶， 足使江青旧恨新仇齐涌心头。陶行知地下有知，恐怕也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