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亮

　　通缉记者：司法公器岂能沦为玩偶

　　现实中，“记者”早已不是一个通体泛着理想主义光芒的词汇。这个昔日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职业，似乎一夕间繁华落尽，露出斑驳陆离的困窘底色。

　　比如，日前微博(http://t.sina.com.cn)上就突然多了一个热门关键词——“通缉记者”：《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先生，因为报道了上市的凯恩公司内部关联交易之内幕，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在网上通缉。

　　仔细通读一遍仇子明的相关报道，你会发现这些文章根本担不起“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的罪名。再说，一家正规上市公司若真觉得某篇新闻报道严重失实，甚至存在恶意中伤的倾向，那完全可以走正规途径解决。而当地公安部门在记者文章见报前就立案施压，显然不算正常途径。须知新闻稿6月5日才见报，而遂昌县公安局5月20日就正式立案侦查，真不知向来以讲事实重证据为原则的司法机构，行事如何“预知未来”？

　　再者，一家以“理性、建设性”为报道理念的公开发行的市场报所刊文章，经单位核实刊发的新闻报道，显然和网上匿名检举的论坛帖不同，其文责承担方式不该仅集中于记者一人。现在遂昌方面气势汹汹地直奔记者而去，显然有着一定的目的性和预谋性。而一个有责任的媒体，也不会坐视自己的记者因为客观公正的报道而蒙受如此威胁，现在，仇子明供职的报社发出声明，称在报道过程中，记者多次受到利诱、威胁。

　　可悲的是，这还不是某个记者遭遇的特例，而是有着令人沮丧的代表性。除了那些文责自负的网上发帖者遭遇“跨省追捕”外，负有公共监督之责的媒体人也陷入仇子明式的困境，这传递出的信号是，整个舆论监督报道遭受了权力的通缉。

　　其实，除了遭受网上通缉这类极端事件外，普通的监督受挫更是比比皆是。28日南京工厂爆炸，300多人死伤，现场惨状举国震惊，而江苏电视台记者在进行现场直播时却受到一名官员质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哪个让你直播的？”记者无奈之下切断信号，最终未能完成直播。这类窘境，恐怕是媒体从业者再熟悉不过的了。但见惯却不能不惊，因为这种阻挠是不正常的。媒体监督之要义，正是要以舆论约束力来制约这种失范行为，让公权力运作回归正常轨道，不至于伤及公益民生。

　　我们知道，正是媒体的良知和记者对真相的不懈追寻，公共舆论对坚守正义的不屈努力，才使得罔顾公平正义甚至践踏法律的恶行，不致甚嚣尘上。假如司法公器也沦为私人玩偶，正义的边界会不会退守呢？这也是这类通缉记者的新闻褪尽铅华之后，还能让公共舆论对其保持敏感的深层原因。

　　“通缉记者”之类的新闻也提醒我们，类似的舆论监督哪怕是基于不偏不倚的事实，也可能被某些地方公权力机关视为“负面新闻”。这里“正面”与“负面”的界定，显然不能以某个利益集团、某些手握公权者的主观好恶来判定，而只能以公共利益为衡量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