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添：广东新会县(现并入江门市)人，1941年2月8日出生于上海。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任《香港商报》总编辑、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发表通讯、评论、报告文学、人物传记、散文、杂文等各类作品100多万字。著有报告文学集《风采集》。1992年采写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深圳新闻奖特别奖。曾获广东新闻界首届“金枪奖”，2000年荣获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

　　历史雄文的撰写者

　　2000年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告诉朋友任安自己泣血写作《史记》，是希望今后有一天能将此著作能“藏诸名山，传诸后世”。司马迁道出了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与追求，然而只有个人的追求真正与大时代的步调产生共鸣，才可能真正留下值得留下的字迹。

　　记者的职业其实和古代史官是相似的，都需要秉笔直书，忠实记录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中的点滴事件。因此，记者肩负着崇高使命，记者的工作更是神圣的。作为新闻工作者，陈锡添是幸运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深圳时，他被深圳市指派为惟一的文字记者。1992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上刊登了陈锡添了11000多字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此文一出，顿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为此，人们把《东方风来满眼春》称为“历史关头的雄文”。

　　如果把1961年陈锡添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算作他新闻事业的起点，1992年，正是他作为新闻人的大好年华。正是他四十多年来在不同岗位上的经历和磨砺，才最终打造出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

　　“十几年过去了，采访小平南巡的那些情形我都历历在目，印象难忘啊！因为小平南巡的整个过程当时是不让报道的，当时定的是不报道，不接见，不题词。但我觉得小平的谈话非常重要，在做记录的时候印象就很深刻，邓公讲的针对性指导性很强，高瞻远瞩，全是谈重要的事情，我想一定会有机会报道出去，如果不报道出去，那太遗憾了。

　　我跟随采访时特别用心，想方设法全部记下来，所以，对整个材料都非常熟悉。在构思过程中我费了点脑筋，过去写通讯就是抓几个重要的情节，分几个小标题，但是邓公南巡，如果用那几个小标题就会漏掉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干脆来个流水账，把许多细节都记录下来，这样，现场感很强。构思好以后，就想题目了，刚好92年我写的《深圳特区报》元旦社论用过李贺的一句诗——东方风来满眼春，感到这最恰当不过了，就把这个题目敲定了。题目敲定后，内容都是烂熟于心的，可以说是文思泉涌，写的时候手还有些发抖，赶不上思维呀，所以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

　　三十多年新闻生涯

　　1941年，陈锡添生于上海。1958年在广东新会第三中学读高一时，陈锡添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1961年，陈锡添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在老校长吴玉章“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机会，奋勇前进”的鼓励下，陈锡添下决心“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做一名无愧于党的事业的新闻记者。在校期间，就在北京的《支部生活》、《中国青年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大二时陈锡添还被选为系团总支副书记。

　　大学毕业后，陈锡添被分配到《湖北日报》工作。虽然是新手，但陈锡添很快就担起了写评论、社论和本报编辑部文章的重担，这得益于在人民大学获得的新闻业务素质。一次，报社交给陈锡添一个陌生的任务——给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写一篇编辑部文章。此时，陈锡添才发现在人民大学学习过的书画鉴赏课，一天一宿派上了用场，他不由得为人大老师们的良苦用心而感动。文章顺利地完成了，在《湖北日报》头版一整版刊登出来，受到报社领导的赞扬。

　　1970年，陈锡添调入地处鄂西北的东风汽车公司(原二汽)设备修造厂，1972年任办公室副主任，后又调入《东风汽车报》(原名为《二汽建设报》)工作，担任记者组组长。李岚清当时是二汽一个分厂的党委书记，王兆国是总厂的团委书记。1978年，陈锡添回到广东，在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主讲党史课程。虽然远离新闻一线，但陈锡添的新闻梦一直没有泯灭。他希望成为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那样的新闻记者，用如椽巨笔，写出浓烈的人生篇章。教学工作之余，他笔耕不辍，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1983年是陈锡添的转折年。虽然已经年逾不惑，但在去深圳考察过之后，陈锡添立刻对这座火热建设的新兴城市产生了兴趣，他要立刻投入到特区建设中，回到新闻本行中。在他的毛遂自荐下，1983年12月，深圳特区报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于是，在深圳的骄阳下，这位42岁的“新”记者奔走于深圳的大街小巷、村镇码头、企事业单位，积累数年的激情与灵感喷薄而出，好像变得与这座城市一样年轻。陈锡添的业务能力很快得到报社的认可，1988年5月，陈锡添就成为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1992年被评为正高职称，成为深圳当时仅有的三位高级记者之一。

　　正因为陈锡添从业以来，不断锤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成为深圳新闻界有影响力的记者，才有机会接受重大的如采访江泽民、李鹏等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深圳的任务，直到1992年，水到渠成地成为采访邓小平南巡的文字记者，写出了独家新闻，迈向了事业的高峰。

　　“成就归功于母校”

　　除了日常工作，陈锡添还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深圳校友会会长。深圳是人民大学校友最多的城市之一，担任校友会会长期间，他在百忙中领导校友会领导班子联络了上千名校友，为加强深圳与母校的沟通与联络作出了贡献。之所以在百忙之中还愿意担任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报酬的职务，正如陈锡添自所说，还是因为有化不开的“人大情结”。

　　访谈：“我高考那年，立志要考中国最好的学校。本来打算填报北京大学，但是发现学校名单里排第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时校长就故意激将，问我敢不敢考这所一号学校，我一拍胸脯，怎么不敢，就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

　　20世纪60年代的人大生活令人激动和难忘，陈锡添和同学们全心投入到学习中，每天课后都在宿舍或是图书馆里看书学习，以至于学校担心同学的身体健康，每到下午四点，就要求学习委员把同学们从宿舍和图书馆里赶出去，强迫体育锻炼。人大的老师也非常出色，陈锡添至今对人大独特的教学方法仍记忆犹新。当年新闻系能从新华社拿到新闻稿的底稿，作为样本，让同学学习新闻写作和编辑。新闻系还开设了书画鉴赏课程，拿出一幅王式廓的画作，让同学们观摩并写出评论文章。而这门课程在陈锡添日后的工作中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平同志南巡过程中，作为随行记者，上级组织一再明确没有采访和报道任务，其他记者因此只用相机作了适当的记录。但我还是全神贯注尽可能详尽完整地记录小平同志的每一句话，因为怕分神，甚至没有拿照相机。我的大学老师甘惜分说：新闻首先要把政治放到第一位。教采访的老师说：通讯要注意写细节，细节是通讯的生命。是母校赋予我的政治敏感让我把握好了机会，是母校培养我的写作风格与技巧，使我从细节入手，使报道亲切、感人、有现场感。”

　　今天，陈锡添转战香江，再续传奇。1999年，深圳报业集团加盟《香港商报》，作为报业集团总编辑的陈锡添，被当时的香港新华分社任命为《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香港商报》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屹立于报林五十年不倒的资深本土报章；同时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份由内地报业集团入主管理并取得长足发展的香港报章。为把爱国爱港的报魂与市场经济的原则有机结合起来，《香港商报》几年来做出了诸多的大胆探索，对海外华文传媒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直观和多角度的借鉴价值。《香港商报》以一报之力，恪尽言责，飞架沟通两地的桥梁，担当两地共创繁荣的纽带，反映工商界和市民大众的意见和呼声，为香港和内地发展建言献策。忧香港和内地之所忧，喜香港和内地之所喜，言香港和内地之所言，受到两地广泛的关注与肯定。报纸在采编和经营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报纸风格逐步形成并日趋鲜明，在香港和内地的地位和影响力日见提高。近两三年，陈锡添不辞辛劳地率领记者，拜会并采访中央部委领导和地方各省书记、省长、各市书记、市长等高层领导，采写了逾百篇消息、通讯和专访。

　　尽管工作繁忙，陈锡添依然时刻关注母校的发展。按他的说法，只要新闻报道里出现“中国人民大学”六个字，他就一定要去看，甚至人大每年在各省的高考招生录取分数线也是他必看的内容之一但他说：“无论知识、待人接物还是做人，都是在大学里培养所得。今天的成就一切归功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