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误造误传“金庸先生逝世”的假新闻，让方兴未艾的微博很窘很尴尬。这条消息滋生于微博，疯传于微博，最后被证明是一则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这不仅让微博尴尬，让那些在微博上转发了这条假消息、为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的人也很尴尬，尤其是一些所谓名人和意见领袖，就更尴尬了——这些被网站加了V(身份认证)的名人名博，还有某“新闻周刊”的微博，未加核实的消息发布和毫无怀疑的转发，让假消息看起来更像真的。

　　那些加了V、经认证的名人还有一星半点儿反思精神的，当然这声“对不起”说得很勉强、很不情愿。轻描淡写地道歉后，话锋一转，轻易原谅了自己，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美妙的台阶，将话题转向了“纠错”：微博虽然传了假新闻，但也展现了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假消息并不可怕，只要信息足够多元和透明，真相总会浮现，微博空间能自我实现纠错。

　　这真是一个很妙的诡辩逻辑。微博上假消息泛滥，意见领袖们不反思造谣责任和防范造谣，反而如获至宝地谈起纠错。这种“转换话题”和“粉饰错误”的转换逻辑，与这些人平常习惯批评的政府逻辑是一样的：将坏事变好事，将丧事当喜事办，缺乏基本的反思和问责，就轻飘飘地将包裹着人祸的灾难说成“多难兴邦”。回避了谣言之错而抽象地大谈“纠错”，难道这是“多谣兴微博”、“多谣启民智”？某些评论家，批评起政府部门“将坏事变好事”起来亢奋无比，批评起公权“不注重减灾防灾，却大谈我们的灾难救援能力如何如何”之类头头是道，可牵涉自己的面子利益时，一路狂奔地陷入了同样的逻辑。

　　这个谣言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伤害了微博公信力，还浪费了公共资源——造谣传谣在先，纠错在后，从批判的价值次序看，首要的问题应是反思如何防范谣言和避免信谣，尤其是在传谣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当事人。可避谈防谣而大谈纠错，与他们平常所批评的“不谈防灾，却炫耀救灾能力”是同样的逻辑谬误，是以“纠错”来遮羞。

　　正如有传播学专家所言，“金庸逝世”的假新闻，并不是一个可以表现微博自我纠错的典型案例。我也同意开放的微博空间具有纠错功能，不过，这个事件并不具有代表性。金庸先生健在，你传人家逝世了，这个谣是很好辟的，而且，金庸也与多数人的利益和公众情绪无关，传播这则谣言并不带来什么期待和情绪，故很好澄清和纠错。

　　可微博上的多数传言和谣言很难纠错，比如盛传某个官员有多套别墅，盛传某个警察有七八十个情人，传说某个高官收了多少贿赂，某个名人有多少家产。这些当事人不太好站出来自证清白，一般人也无法了解实情，关键是在某种夹杂着官民对立、阶层撕裂的情绪中，许多人本能地相信这些消息肯定是真的，他们带着愤怒的情绪和刻板的偏见制造和转发这些消息。谁敢弱弱地站出来问句“消息可有权威信源”，就会被愤怒的网众贴上“五毛”的标签。很多时候，围观并不能围出真相，反而只能强化某种情绪。大家只会起哄般地说“骂得好”、“转得好”，少有“谨慎求证”的理性之声。

　　围观效应，既可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凝聚起足以与强大的公权力博弈的强大民意，也可能像勒庞笔下描述的“乌合之众”那样，盲信盲从，空有一腔廉价的道德义愤，被利用，被操纵。

　　微博是互联网创新赋予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件礼物，去年是微博元年，进入第二年的微博在中国日常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的围观效应和凝聚效应在宜黄强拆事件中达到顶点。可微博也暴露出了它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诸多假新闻都是始于微博并盛传于微博，微博似乎已成为假新闻的最大滋生地。其一，140字的低信息容量很难全面客观地传递信息，容易滋生假消息，这是物理基础；其二，字数简短，阅读和传播方便，加上多数是匿名，有些人为了吸引眼球就喜欢发布一些耸人听闻和刺激的信息，这是造假的心理基础；其三，微博传播极易变成情绪传染，这是社会基础。

　　金庸逝世的假新闻很容易被纠错，可微博中还有多少假消息在传播，那些消息在以讹传讹中都传成真的了。纠错，何其之难。即使是开放的空间，也不能想当然地迷信迷恋这种“自我纠错”。

　　加了V、被身份认证的名人名博，本该在纠错中承担责任，可很多时候，他们不去对传闻证实证伪，而是为了迎合某种情绪而不负责任地转发。其实，对很多传闻，这些名人名博所掌握的采访资源和人脉网络，是可以对信息进行判断的，可他们没有做这种简单的工作。当假新闻被证实后，这些转发者欢呼微博纠错的胜利，可是，不是他纠错的，他是一个假消息的转发者，他本可以纠错，可他把这种纠错的荣耀推给了抽象的微博。大家都在情绪化地转发，而把证实证伪的纠错责任转嫁给了别人，这正是微博谣言盛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