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7日中午，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通过手机短信将这个数据告诉了一位记者。这位记者曾经在3月2日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的发布会上询问过大会发言人赵启正这个问题，当时赵启正表示会通过邮件或短信回复他。(3月9日《北京青年报》)

　　“君子重然诺”，赵启正答应记者“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去年政协全体会议花费)”，未几便说到做到，这一点令人钦佩。当然，身为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说到做到应该是基本素养，而告知记者(公众)会议花费也是其职责，但在“我无可奉告”成为流行语的现实语境中，不仅不回避会议花费，而且作出承诺，且践诺，确乎需要一定勇气。

　　在“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已成为上下共识的当下，追问两会花销颇有必要，一方面凸显了民众强烈的知情诉求，另一方面也表明公众具有积极的成本核算意识，希望纳税钱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花得值。而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应记者要求，公开会议花费，同样具有积极意义，既体现了接受公众监督的自觉，也潜含了对纳税人负责的意识。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在现实中，不少部门被问及账本时，要么恼羞成怒，要么打太极。众所周知，有这样两个令人黯然的案例，一个是恼羞成怒：河南南阳市民王清，因向该市行政部门提交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结果申请不但没有实质性回复，还被有些单位称为“间谍”，认为他在收集情报；另一个是踢皮球、找借口：沈阳一市民向该市相关部门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相关部门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单位事业性经营收入等财务账目等等。孰料，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国内还没有先例，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难度极大……”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施了，相关官员仍然食古不化，一脸傲慢，委实令人吃惊而叹息。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满足公众的这四项基本权利不止是政协的事，也不止是人大的事，也是政府部门的事。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可以预期的是，公共财政必然向透明财政转化，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大成委员所称：“从不公开到公开，从特例式公开到制度化公开，从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从粗线条公开到相对细致的公开……‘国家大账’晒在阳光下，体现了财政透明度不断提升。”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