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传媒产业高峰论坛”4月17日在北京召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黄丽陆、二十一世纪传媒执行总裁刘洲伟、 FT中文网总编张力奋、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等嘉宾出席并作主题讨论。传媒产业的新机会有哪些？新旧媒体如何融合？以下为《经济观察报》刘坚发言实录。

　　陈菊红：我们的进行第一场的主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文化体制改革与传媒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我们也请到了在这个领域里头非常有切身体验的实践者和我们的研究者。整个的讨论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关于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传统的媒体到底往哪里走，技术的进步到底带来哪些挑战？不同的媒体形态他们的发展空间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走到现在遇到了哪些困难？接着往下推行，应该如何走？等等话题这些年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讨论的是，现在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努力和我们整个产业所做的形态的变局有多少关系，我们能撬动整个产业下一步往前发展的重要环节，或者是总重要的支撑点到底在哪里？所以很高兴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希望今天回去的时候能有所收获。

　　首先我想问刘坚，《经济观察报》发展了10年，从这张报纸和整个经济类报纸来看，你怎么看现在的传统媒体受到互联网冲击也好，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也好，这样一个命题你回过头来十年来看，这种论证从来没有结束过，你回过头来看，他这样一个命题，你是怎么思考的。

　　刘坚：谢谢主持人这个命题，今天是《经济观察报》创刊十周年的日子，十年以来我们的发展速度很快，就比如今年一季度我们的销售总数增长了87%，发行量增长了30%。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感觉到非常大的这种担心和忧虑。而且这种担心和忧虑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努力或者不努力就可以改变的。因为传统媒体衰落或者影响力下降，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个趋势不会因为我们某些人、某些从业者的努力而改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当然了我觉得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媒体还会有存在，或者他以某种变化的方式存在的价值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可能传播方式会发生变化，但是社会和公众对有价值的资讯的需求，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像当年火车可以代替马车，但是运输永远是需要的。

　　陈菊红：就是说需要内容本身。我们还是把话题再放开一点，就是说你仍然相信内容为王，是现在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

　　刘坚：对，我节的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对于客观真实的资讯，对于受众有价值的资讯，这点的需求不会改变。

　　陈菊红：那你在忧虑什么？

　　刘坚：忧虑就是，因为我刚才说，可能更大的挑战是这种传播方式带来的，给我们的挑战和困惑，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受众，不再选择纸质的媒体，而选择电子媒体，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那么从客户来说也有越来越多的客户，广告客户我知道他会选择电子媒体、互联网媒体，传统媒体的可能也会逐渐地下降。

　　陈菊红：刘坚，你认为现有体制带给哪些企业机会，出版的行业的企业，如果这种体制改变了，又会带给哪些传统媒体机会？

　　刘坚：看到材料说，体制改变了、管制放松了，技术进步了，市场化到来了。这时技术创新的叠加必将极大释放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我觉得这些话在我看来都对，但是都有限制条件。应该是准确地说是，如果体制改变了，如果管制放松了，那是肯定会给这个产业带来极大的发展机会的。其实就比如说，我想问问体制改变了吗？尤其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我不认为。

　　在传统媒体领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两权分离，这个两权分离指的是经营权和采编权利的分离，经营权是市场化的，采编权利属于意识形态，即使已经改制完成的这个公司，包括已经上市的中国传媒公司也一样是这样两权分离。但是其实这种两权分离是一个异化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两权分离。我们知道今天是在商学院，大家都知道真正的两权分离指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无论是传统媒体的具体的广告发行活动这一类的经营权利和采编的权利，其实都是媒体企业最最重要的经营权利，这个是完全不可能分割的。但是在中国因为我们的中国特色，其实就被分割了。我想包括已经上市的中国传媒企业，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不认为体制已经改变了。

　　说到管制，如果管制放松，那时中国媒体一定会取得跟它的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应该有的地位。其实昨天我还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的社长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的阿拉伯朋友，阿拉伯同行就在他的文章里面对中国媒体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对于中东、利比亚的报道，很多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媒体起码到目前为止，在国际社会依然没有取得跟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不是传媒人不努力，其实更多的是因为管制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我认为技术的确是进步了，尤其是在传播技术方面，无论是新浪还是其他网站，他们的高速发展肯定是跟这种技术的高度发展有巨大的关系的。至于市场化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期待，还处于一个孕育和大家期待的过程当中，所以我的看法是，如果这些我们都做到了，那中国的传媒企业，中国传媒企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好、影响力也好，才能取得跟中国应有的地位。

　　陈菊红：像二十一世纪报道，整个南方集团还有京华时报，其实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回报，我也了解到《经济学人》去年在英国本土发行量大概也有了大概15%的增长，在全球也有一些增长。

　　所以我想回过头来看，我们不一定要说到体制，我们不一定要说到挑战。那么怎么来看我们这些增长？哪里还有我们可以发展的空间，我想能不能思考一下你们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刘坚：我觉得跟西方的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一个特点是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地增长，那么本身这个市场对于资讯的需求是从绝对数量来说，是一定在增长的。尽管传统媒体遇到了新媒体的竞争，但是由于市场本身的增长速度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认为这可能是中间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其实他们的市场容量、他们的收入是一直在上升的，这个也许是中间比较重要的。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这种增长它会有一个极限的，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忧虑的一个原因。

　　听过一句话，说你这个企业有没有竞争能力，只有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没穿游泳裤。其实现在传统媒体还在增长的现象，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经济本身是在一个涨潮期，退潮的时候你们一定能找到裸泳者。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说新媒体，依然存在着某些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说你基本上都可以把它分成内容的生产、制造，利用各种不同的介质传输。达到你最终的用户，并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去实现你自己的商业机制，这样一个环形的链条。无论是新媒体还是老媒体，其实它从这个模式来说，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链条。随着社会分工得越来越细，其实任何一个传媒企业当然试图去使整个链条都由你自身来实现，这肯定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可能对很多媒体来说，只能根据你自己的竞争优势去做整个链条中间的某一个环节。因为我想所谓的竞争总是以最低的成本来为你的客户实现最大的价值，这一点是不会有变的。企业之间会有很多的整合合作，因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个人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如果中国市场能够有更多的开放，能够有更多的放松管制，其实这种联合也好、兼并也好，用更加有效的、低成本的方式来对最终的用户，能向他们提供更大的价值，这个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肯定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是这么看的。

　　陈菊红：谢谢，其实我们讨论到这里，大家基本上可以看到，我们对现有的文化体制改革也好，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媒体存在的环境也好，都有一种期望。这个期望就是我们再往前走，我们能有多大的，从我们自身的动力和政策给予我们的动力，能帮助我们走多远，而且它应该是一个共赢的可能性存在。刘坚你现在是做了十年的报纸，希望十年后，或者不想那么远，三年后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希望整个的市场是什么样子的？

　　刘坚：下一个十周年我想我们肯定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只是一张简单的报纸。当然我觉得这需要我们去做更多的努力，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美好，但是这个美好是需要脚踏实地地去做的，我们会努力的。

　　现场提问：

　　问题一：我想问刘坚先生，《经济观察报》我也看过，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报纸。但是在现在的观察当中，其实主观已经无处不在，我想问的是，如果当观察和判断出现矛盾的时候，作为一个社长、编辑来说，他会给记者怎样的路途去选择，谢谢？

　　刘坚：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刚才那个同学提问是说，这是一个越来越个人表达的时代，所以她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判断在里面，传统的新闻业是以客观、真实为宗旨的，这中间是不是有冲突？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

　　我想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大了，每个人对资讯的需求都有自己的偏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有些人可能会接受带有明显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倾向的这种资讯。但是也一定会有另外的一些人是喜欢客观的、冷静的、理性的这样的一些资讯。而且我觉得其实西方是有这样的研究的，就是在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层面，其实会越来越多地偏向于接受冷静、客观的事实的，而不希望有更多的夹杂着你自己的判断和感情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你这个问题更多地像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其实西方无论是传媒理论还是新闻理论，他都会强调媒介是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那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是有竞争的。那么最后正是由于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地表达，那么公众可以越来越多地去接近一个事情的真相，而这种真相的了解，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价值的。那我想作为《经济观察报》我们还会坚持我们的新闻要求比较传统的指标是不可变的。当然你是学新闻的，大学新闻系会讲所谓的新闻价值判断，但是我们所说的新闻价值判断在大学里面，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教得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于当我们说新闻价值的时候，其实说的就是重要、有趣、反常或者接近，你会发现这里面除了时效大概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因为发生在昨天就是昨天，刚才就是刚才，剩下的这些指标完全是主观指标，取决于你是谁，你的读者是谁，或者你的受众是谁。因为所谓重要，可能你觉得重要，我会觉得不重要，你觉得有趣我会觉得无聊，这种差别会非常地大，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给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提出了要求，我们还得告诉我们的学生你必须了解你的受众是谁？

　　问题二：我们的媒体对社会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呢？

　　刘坚：其实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具备社会责任感，对于媒体企业来讲更加地重要。刚才这位女士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对中国的传媒企业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质疑，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误解，不是我们对食品安全不关注。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08年发生的毒牛奶的事件之前，大概比三聚氰氨事件发生之前一两年《经济观察报》就开始关注，因为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所有的乳制品企业他们的生产成本都在上升，无论是饲料、人工、设备、税收，但是产成品的价格是被控制的，是不能调整的。常识告诉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有问题。其实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始终存在，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但是非常地艰苦。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司法当局，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些权利，但是几乎被所有的企业都拒绝了，被很多政府部门也不能够提供相关的合作。那么对于传媒企业来说，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困境，因为明明常识告诉我们这个行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具体的数据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正确地把这种资讯传达给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这个又提到了一个放松管制或者说整个社会更加开放的问题。

　　我相信《经济观察报》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公司，而且中国绝大多数的喘吁企业，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只是我们遇到了很多技术性的障碍，就是这样的。

　　提问三：环球时报的记者，想问一下刘坚，目前对中国的媒体监测的行业怎么看？以及就是认为今后这个媒体监测还有像读者调查这样的市场手段，对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还有商业模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刘坚：我们过去是委托专门的调查机构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传统媒体跟网站相比，跟新媒体相比，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因为现在比如说《经济观察报》是以零售为主的，我们只能做抽样，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客户，客户可能说好，对读者这个数据，很多的时候只能做定性分析，没法做定量分析，而对于网站来说，他是肯定可以知道，谁叫什么甚至。性别，年龄或者其他的这个，我觉得更麻烦的在于，我是专门思考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像有些网站他的客户数据是即时的，随时在更新的，因为他在平台上做交易，只要你的客户数据发生变化了，你就要主动地告诉他，但是如果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陷入会编建设边报废的结果。尤其是读者数据和采访资源的数据，它们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不能要求他们随时告诉你，所以很有可能边建设编报废，我认为是，这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逼着我们向电子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