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青壮、基本男性、基本有文化、基本从业八年，老巢基本在北上广，流窜范围基本不定，基本收入低、基本不满意、基本作息乱。善打听也善爆料，善协作也善拉锯。我不是传声筒，我是调查记者，我挖掘事实，我接近真相”。这是两位青年传播学者用“凡客体”概括的中国调查记者的群像。

　　6月12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数字化时代的调查性报道”圆桌论坛上，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传播系的沈菲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张志安两位博士发布了国内第一份《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湖南与河南是最大的调查记者“出产地”，而有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

　　“要描摹中国的调查记者的群像并不容易，试图准确概括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新闻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展示的社会学规律与意义，则更具挑战，但我们很想做此尝试。”《报告》主笔之一沈菲博士介绍说，这项研究对340位左右报纸和杂志的调查记者采取全样本问卷调查，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观念和生存状况。

　　而报告的另一位主笔张志安博士则介绍，这项研究建立样本库花了近4个月时间，寻找这些样本用了3种方法：一是根据媒体类型选择合适的媒体组织，由组织自身提供名单；二是通过每个区域两位以上调查记者的领袖人物列出名单；三是从其他各类数据库里进行补充、查证。他们主要服务的媒体有：南方周末、时代周报、瞭望东方周刊、新京报、财经国家周刊、南方都市报、大河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华商报、南都周刊等。

　　《报告》显示，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由男性主导，年龄结构年轻，学历较高。84%为男性，女性只占16%左右。大约有76%的调查记者年龄在35岁及35岁以下，50岁以上的不到3%。几乎所有的调查记者都具有大专或以上的学历，76%左右为本科，而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有15%左右。调查记者所修专业主要有三大类，新闻传播类，占40%左右；语言文学类，占20%左右；经济管理类，占12%。

　　调查记者从业经验丰富，平均从事新闻工作8年，从事调查报道5年左右。50%以上的调查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是6～10年，30%不到的调查记者从业1～5年，15%的调查记者从事11～15年的新闻工作。拥有调查记者的媒体主要分布在北京、广州、上海，调查记者多在北京、上海、广州工作。

　　比较而言，湖南与河南是最大的调查记者“出产地”，两省籍贯的调查记者占了约30%。其中，大约有14%的调查记者来自湖南，13%的调查记者来自河南。张志安认为湖南与河南盛产调查记者的原因有三：“经济欠发达，记者长于基层，对民生有体悟；区域文化，不怕苦、善对抗、很坚韧；新闻多，题材富矿。”

　　“尽管他们的成长经历、职业意识等各有差异，但面临着共同的新闻环境，拥有相似的实践策略：面临的职业风险最高，采访突破的难度最大，受到的职业尊敬最多，新闻作品的影响也往往最广泛、最有力。”张志安博士说，调查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理由，主要是“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平正义”、“表达百姓呼声”与“传播新思想、启迪民心”。

　　《报告》显示，调查报道从业人员重视新闻舆论监督与启蒙的作用，事实准确、报道客观与分析深入是他们追求的职业准则。除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CNN等西方主流媒体，《南方都市报》成为国内较为“理想”的媒体代表。

　　调查记者构成了一个颇为紧密的共同体，平均每位记者认识30位业内同仁，88%左右的调查记者有过协作经验。调查记者对跨机构合作多持正面态度，并经常与其他记者分享背景资料和消息源，提供或接受采访便利，以及与其他记者共同采访完成调查。对此，《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点评说：一方面，调查记者往往是媒体相对艰难与挑战的部分，在目前的舆论环境现实之下，协同是抗拒压力的重要方式；但另一方面，真正有价值的调查性报道极有赖于特殊的信息源，调查记者的竞争尤其是良性竞争才是正途。

　　《报告》显示，调查记者的总体收入水平不高，大多数人对报酬与福利不满，但对同事关系、时间弹性和工作自主性较为满意。不容乐观的是，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

　　“中国的调查记者不仅肩负信息披露、舆论监督的本分，还应学会保护自己、注重传承，以延长职业生涯。”《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认为，这项统计再次表明：在中国，调查记者吃的是青春饭。著名调查记者杨海鹏说：“我相信他们是肩负历史使命的一群。在各种利益集团侵蚀时，总是他们，会发起有效的阻击。现实是残酷的，支撑他们的是4个字：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