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

　　第二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于2011年7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开班。本届大讲堂邀请30多位传媒领军人物，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著名专家学者，为来自全国80多所高校的近300名学子讲授传媒业改革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帮助学子们了解传媒业界和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深化对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认识。以下为长江学者、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2011年7月20日下午在第二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的演讲。

　　胡智锋发表了以“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的潮流与趋势”为题目的主题讲演，他认为中国电视从1958年5月诞生至今的50多年间，其节目内容的发展经历了以“宣传品”为主导到以“作品”为主导，再到以“产品”为主导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从多种传媒艺术样式的借鉴与模仿中获得滋养；在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经历了80年代的形式探索，90年代的观念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特征和艺术特征；在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进行了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探索，产生了较高的效益。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电视节目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拥有较大的创新空间。胡智锋说，在三个发展阶段中，每个时期的电视节目在目标、内容、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特性。

　　第一阶段为宣传品主导(1958年~1978年)阶段。胡智锋认为，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电视节目内容生产主要围绕党和政府的每个阶段的中心工作，来组织、开展宣传，承担的是“宣传教化”功能，扮演着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突出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导向正确、领导满意则是衡量节目宣传质量、效果的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在这一阶段，中国电视节目体现出凸显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宣传品”特质，在节目创新方面，主要体现为借鉴、模仿其他历史积累较长、较厚的传媒样式与艺术样式，尚未形成自己鲜明独立的传媒特征与艺术特征。

　　第二阶段为作品主导(1978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阶段。胡智锋说，这个时期中国电视节目的创新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四个形式的探索和五种新观念的更迭。

　　四个形式的探索主要是指电视专题片、电视剧、电视文艺、节目主持人四个方面的探索。其中，电视专题片主要体现为风光风情片(如《大连漫游》)、文化片(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政论片(如《让历史告诉未来》)和行业宣传片等等。电视剧在这一时期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高峰，其中连续剧《红楼梦》的开拍将古典名著搬上荧幕，让电视剧由单本走向多本，由拍舞台小剧走向拍大事件、大名著，这使得电视剧成为当时最大的艺术样态。电视文艺与综艺的创新也引人注目：1983年春晚的首次出现，不仅将传统文化搬上了电视屏幕，衍生成一种新民俗，而且还大大带动了当时的电视机销量。电视主持人的出现，使中国电视开始由广义的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转变，实现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时代性结合。其中最为功不可没的三位主持人分别是体育主播宋世雄、极具声音魅力的赵忠祥、将“说词”演化成“说话”的倪萍。说到这里，幽默的胡智锋还当场模仿了赵忠祥的主持，引得学员们笑声连连。

　　五种新观念的更迭主要是指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电视纪实观念渐显，以电视纪录片《望长城》播出为标志，自此后中国电视的纪实观念开启了电视节目创新的一个全新时期。第二，由节目化走向栏目化。电视栏目的制作实行“双规”原则，即按照统一规格规范生产。第三，由影像走向谈话。1996年3月开播的《实话实说》，标志了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便是现代电视谈话观念的形成。第四，由录播走向直播。随着技术的逐渐改进和社会的逐渐开放，人们对电视的收视需求逐渐发生变化，现代电视直播观念逐渐形成。第五，由教化走向娱乐。1998年岁末，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播出，使人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纯粹和独立的电视游戏娱乐节目，使得它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影响至今。

　　第三阶段为产品主导(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阶段。胡智锋解释说，这个阶段的电视节目的创新表现在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探索，主要有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是1979年，广告的首次推出，使得电视自此迈向“事业+产业”的双轨制运营方式；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恢复电视经费自主权，这使电视台的广告收入由原来的5亿直窜到300多亿，电视媒体也从原来的“小兄弟”升级为“大哥大”。此外，胡智锋还说，这个时期有两个突出景观，在非虚构领域表现为时政新闻向民生新闻的潮流过度，在虚构领域表现为综艺选秀节目的盛行，使得娱乐达到高峰，同时这也是电视节目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景观。

　　最后，胡智锋总结道，面临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电视媒体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人应该何去何从？他用四句话做了简单概括：在价值观问题上，态度决定一切；在执行力问题上，细节影响成败；在审美观问题上，诗意提升现实；在创造力问题上，智慧改变一切！(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