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葛岩

　　第二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于2011年7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开班。本届大讲堂邀请30多位传媒领军人物，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著名专家学者，为来自全国80多所高校的近300名学子讲授传媒业改革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帮助学子们了解传媒业界和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深化对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认识。以下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葛岩7月23日在传媒领袖大讲堂上的演讲。

　　葛岩教授的研究涉及艺术、考古、媒体经济、媒体制度和商业传播效果测量等多个领域。目前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利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分析、测量和解释信息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在行为科学的范式中观察和理解传播行为。此次葛岩教授的演讲主题为“我们为什么会行善”，他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

　　以对社会惩罚的研究为例，假定合作是基于互惠企图而来的行为，社会成员总会有人试图利用乃至滥用他人的帮助，为此，社会必须发展出惩罚投机者的机制来维系合作。这种机制可以是法律或社会舆论和个体自发的抵制行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被用来支持“合作有着生理学、遗传学根据”这一主张。以对信任的研究为例。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在经典的信任游戏实验中，扎克等人给实验组被试注射催产素，给控制组被试注射安慰剂。结果显示，实验组被试对他人的信任度高于控制组，两组差别十分显著。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发现说明无意识的生理动力会对合作行为产生造成影响；在具体情境中，合作可能始于体内化学分泌物的启动。另如在对见义勇为的研究中，波汉姆等人发现，身体中睾丸酮水平较高的人更可能充当“勇为者”，或志愿“惩罚者”。

　　再如，不久前，在赛撒里尼等人于瑞典和美国进行的一项实验证明基因遗传因素对是否合作有显著影响。在脑神经层面上，进化为大脑带来某种正面感受机制。善举之后的愉悦感盖由此而来。由费尔领导的著名的苏黎世大学实验经济学研究所也不断提供着类似的证据。葛岩教授认为，这些证据，使人没有理由不严肃对待合作有其生理与心理基础的假说。（朱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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