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业学者范军、刘昶做客人民网讨论“窃听门”事件表示

　　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只是自我标榜

　　□本报记者 曾革楠

　　近日，因窃听丑闻而触发众怒的《世界新闻报》，在走完了长达168年的发行历史后，画上了句号。而这场丑闻却没有随之结束，如今，由窃听丑闻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正在吸引全球新闻界的关注。其不仅影响到了世界舆论，而且波及默多克所创立的新闻帝国。7月28日下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院长刘昶共同做客人民网《从“窃听门”事件看西方舆论格局》系列访谈，就“窃听门”事件的起因背景，西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等问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两位专家在访谈中表示，新闻自由的底线就是责任，没有责任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西方媒体所谓的新闻自由都是一种自我标榜，要做到完全的价值独立、判断独立是不可能的。“窃听门事件”给媒体从业人员敲响了警钟，这对整个媒体的走向也是一个重新反思的机会。

　　“窃听门”使诚信丧失

　　是行业恶性竞争的结果

　　近年来，西方媒体为追求新闻刺激，想方设法以“星”、“腥”、“性”为卖点，兜售色情、政坛丑闻。有评论指出，《世界新闻报》的轰然倒塌正在于它在迎合公众的传媒需求时践踏了新闻从业的红线。

　　对此，刘昶认为，“窃听门”的爆发跟默多克传媒帝国的急速恶性膨胀有关。“调查显示，每4个英国男人当中有一个人读《太阳报》，每5个英国女人当中有一个人读小报。贩售卖点、做八卦新闻已经成为了英国媒体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这种影响的背后，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商业利益的博弈，是行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是竞争带来的一个恶果。”刘昶说。

　　而在范军看来，政府或舆论往往纵容媒体揭露公众人物的秘密。“有一种心态认为，公众人物占有公众资源，又有影响力，就要承受这种压力。往往越大的人物、越有影响的人物就越能制造新闻。但这次窃听事件中，小女孩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的隐私得不到保障，所以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媒体之间互相竞争得非常厉害，他们之间有收购、有并购，但本身也要互相较量。‘窃听门’事件给人们带来诚信的丧失。特别是网络化以后更加容易泄露信息，这样就造成了大家心里的恐慌。”范军说。

　　新闻自由的底线是责任

　　没有责任的自由不存在

　　当前，一些西方媒体为了在新闻竞争中获胜，为了获取所谓的“独家新闻”，而肆意侵犯公民隐私时，这样的“自由”显然已经践踏了媒体的操守和社会道德的底线，甚至触犯了法律。“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西方的新闻也不自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其政体如何，政府决不会完全不管媒体、放任媒体，所谓的新闻自由都是一种自我的标榜，要做到完全的价值独立、判断独立是不可能的。”在刘昶看来，所谓的自由，不论是新闻自由也好、出版自由也好，它的底线就是责任，没有责任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对此，范军深表认同。他认为，所谓自由，就是要有一定的空间和约束，这种约束就是对职业的约束。“我们常说，你创作有自由、言论有自由，但是一旦你传播出去，这个自由就有限制，传播到什么范围、传播到什么人、传播到什么领域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也不一样。比如，在英国觉得不算什么事，可是到了另外一个不发达国家就变成大事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就是要对社会负责。把握消息传播出去以后对社会是有害，还是无害。”范军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误解，老是觉得西方的新闻也不自由，凭什么来批评我，这个是我们的误会，西方人的聪明在于，我没有说我自由，但是我可以批评你不自由，这一点是我们要慢慢学会的一点，在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时我们也应注意这一点。当批评别人的时候并不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没有做好同样可以批评人家，这是一种传播技巧。”刘昶说。

　　给从业人员敲响警钟

　　受众也应认真反思

　　“窃听门”事件的余波将在传媒界继续蔓延，这些事情对于媒体的从业人员来说是敲响了警钟。刘昶认为，这对整个媒体的走向也是一个重新反思的好机会，不仅是关于职业操守的反思，还有关于个体责任的反思。而在范军看来，西方媒体更多的是受到法律上的约束，但缺乏道德上的约束。对于“窃听门”事件，从媒体本身来讲要反思，社会和政府也都要反思。

　　据了解，戴安娜1997年8月31日逝世后，英国媒体曾经做过一次反思，以这次反思为拐点，英国的小报发行量、广告量下跌，而大报、严肃类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额则大幅增长。“这次也一样，是不是新闻就一定要迎合读者、听众、观众、网民？结果一再证明，迎合的结果、取悦的结果只能造成‘三俗’。国外学界提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电视节目拿收视率说事肯定会出现问题，不解决收视率至上的评价体系，就解决不了目前泛滥的‘三俗’倾向。做报纸也一样，是不是你做的新闻一定是大家想看什么、想读什么、想听什么你就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在数字化时代、在数字媒体时代，高质量的媒体报道越来越重要。”刘昶说。

　　不过，刘昶同时认为，“窃听门”事件发生以后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媒体，作为阅听人的公众的责任在哪里？公众的好奇和猎奇心理是不是反过来也在刺激媒体去炒作？公众对此也该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