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丑闻已暴露半个多月了，而且越闹越大，越来越戏剧化。这促使人们对西方传媒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比较中深刻反思。

　　反思之一：传媒政策与国情紧密相连。默多克在传媒领域打拼多年，转战多国。为何栽倒英伦？默多克是澳大利亚人，靠办报起家，而澳大利亚的国家传媒政策限制了默多克的雄心。按照该国传媒政策，任何个体只能选办一种媒体，报纸、电视或电台。为了实现既能办报，又能办电视电台的梦想，默多克只好投奔美国。而英国传媒政策比美、澳更宽松。现在看来，英国传媒环境拓展了默多克的事业与辉煌，但终究也毁坏了默多克的事业与名声。默多克在澳、美、英的传媒经历告诉我们：尽管澳、美、英三国的价值观基础相同，但在价值观的政策显现方面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与一定的国情紧密相连。任何国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水平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传媒政策。任何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传媒政策，必定会造成传媒失控和传媒灾难。

　　反思之二：新闻自由与责任紧密相连。窃听丑闻引发的最多议论是如何诠释新闻自由？作为现实操作和具体实施，新闻自由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理解和表现。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通常是没有边界、随性而为的。窃听丑闻让人们普遍认识到：挥霍新闻自由，滥用新闻自由，是对新闻自由的最大侮辱；而对新闻自由的最大尊重，则是加强、突出和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可以说，社会责任是新闻自由的必要成分。

　　反思之三：媒体不能助恶。我曾经问过一位来华访问的英国传播学者：为何《太阳报》、《世界新闻报》之类的“狗仔报”的发行量远远超过正统的《泰晤士报》呢？这位英国学者笑答：人都有俗的一面，英国“狗仔报”正是利用了这一人性弱点。不过，英国人对“狗仔报”的认可度不高，每遇重大事件，读者一定要看正统媒体的报道。

　　最近十余年来，西方传媒业的残酷竞争使得英国报业陷于恶性循环：为了商业利益，不惜低俗、庸俗和媚俗，在恶俗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收获的却是公众的信任危机。前些年，英国的一些调查机构曾评出三种最不受信任的职业，即政客、二手车促销商和新闻记者。可见，窃听丑闻的发生并非“一日之寒”。(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