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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安：一场对中国调查记者的调查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詹丽华

　　传播学博士，《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等新闻实务操作系列丛书的作者，也是《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两位撰写人之一，被认为是与新闻业界关系最亲近的新闻学者。

　　今年7月，张志安离开读书、治学15年之久的复旦大学，南下广州加盟由著名报人胡舒立担任院长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院长助理、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正处于变动中的张志安或许并不清楚，《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出炉之后，在引起业内普遍关注的同时也不乏质疑之声。最大疑问有二：一是这334名“调查记者”样本是怎么选择的？二是他们能否代表中国调查记者？

　　在张志安去中山大学赴任之前，我们在上海，一家他熟悉的咖啡馆里窝了一下午，于是有了一次这样的对话。解答我们的疑问，当然，还有这份报告中一笔带过的，数据无法完整表述的故事。

　　334名调查记者数据库何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发布之后你听到的反馈怎么样？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其实没有做非常正式的所谓“发布”，只是开了一个圆桌论坛，邀请的也主要是业内人士。当然，我们预想到会引起关注，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国内主流媒体的关注，有的几乎刊登了报告的主要数据。到目前为止，我听到的反馈都是比较好的，比较认可。

　　记：毕竟这是国内第一份针对“调查记者”这个群体的调研报告。

　　张：对。

　　记：但我也听到一些质疑，来自调查记者的，说并没有参与调查也没有收到过问卷或电话，在报告中提及的这334名调查记者是怎样进行选择的？以什么方式？

　　张：主要是发放调查问卷，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大部分都很配合，少部分调查记者我们又做了说服动员。此外，我们在问卷中问对方是否愿意接受后续深度访谈，差不多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愿意帮忙，我们计划对50位调查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已经进行了30多个，还要继续。

　　记：这些问卷的发放是有针对性的吗？

　　张：问卷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调查记者，但没有选择性，理论上想调查全国所有报刊的调查记者。我们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单是数据库的建立就花了半年时间。一 方面由各家媒体推荐其调查记者名单；另一方面我们联系了国内各个区域资深、知名的调查记者，请他们对名单进行推荐和补充；此外，还利用其他渠道进行对照和 确认。在调查记者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在这些区域内调查记者群体有着自己的交际圈，我们将初步的名单拿到这些小群体内进行再补充， 最后再进行一次校对。

　　所以这次调研是一次全样本调查，我们尽可能将所有的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和期刊)中的调查记者给找出来，但不包括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

　　记：你们一共调查了多少家媒体？

　　张：最终有80家媒体，334名记者。

　　记：334名调查记者，分散在80家媒体里，这个比例非常低啊。

　　张：是的，这还是放宽了标准的。在建立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要求是全部精力做调查性报道的记者，那么最后这个样本可能不到100个人。所以后来我们把调查的样本标准放宽到“一半左右的精力从事以舆论监督为主的调查性报道的记者”。

　　即便是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样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都市类报纸，符合样本标准的调查记者也不多。《南方周末》只有9个人符合我们的样本标准， 《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部门有30多个人，但符合调查记者标准的只有8个人，一般的都市类媒体能有三五个调查记者已经算很不错了。

　　调查记者并不满意职业环境

　　记：为什么会想到做这项研究？

　　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2005年开始我就对深度报道和调查记者特别感兴趣。在新闻学的研究里，就新闻实践角度来讲，调查性报道一直被认为是新闻业务 实践当中的“金字塔”，它是最能够体现一个记者的采访突破能力和职业水平的一种报道样式，也是最有可能去监督公权力运作，推进社会进步的一种报道类型。调 查记者这个群体则是金字塔的顶端，代表了这个职业的标杆。他们面临的职业风险最高，采访成本和采访阻力最大，舆论环境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和挑战也最多，当然 他们所作报道的社会影响也往往是最大的。在西方新闻界，对调查记者群体的研究就一直是很宝贵的样本。

　　过去，我写了几本深度报道方面的书，其中访谈的对象大多都是调查记者，但大量的访谈之外，我觉得需要进行量化的研究作为补充，揭示整体的概貌和生态。刚 好，跟沈菲(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要申请项目，他也觉得好，我们就决定合作这个课题。其实，《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只是这项课题中的一 小部分，是最初步的一些描述性数据，来呈现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态和职业观念。这个课题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在做后续、更深入的调研。

　　记：最后调查的结果与你们预先设想的吻合吗？

　　张：女记者的比例有一点意外，现在看起来调查记者中，女性有16%，男性有84%。

　　记：这反而比你们预想的要高吗？

　　张：你觉得已经很少了？这可能是我个人的感性判断，本来以为没这么多。但最最意外的是“未来的职业规划”这部分，比我们想象的不乐观，有40%的调查记 者不准备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当然，他可能去做编辑、做管理，但至少是不做一线了。愿意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1~5年的记者比例只有13%，很低，这充分说 明，调查记者对职业环境的满意程度是比较低的。

　　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一个记者要从业多少年，积累多少经验才有能力胜任“调查记者”的工作？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平均下来，一个调查记者要从事新闻工 作8年或做调查性报道5年，才能有丰富的经验来应对调查性报道的复杂性，但很可惜，他能够持续去做这类报道的时间又很短。

　　希望我的学生能成为优秀的调查记者

　　记：做调查报道非常消耗人，常听一些调查记者说自己，“三年下来身心俱疲”。你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以“调查记者”为职业理想的，你鼓励他们这样做吗？　　张：有啊，但是非常少。我的态度一贯是：非常鼓励，但不勉强。这个职业的意义深远，他们最大程度地揭示真相，最大程度地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在互联网时代他们所提供的新闻产品是最不易碎的，我非常希望我的学生中有人能够成为优秀的调查记者。

　　我要说明一点，尽管大家都抱怨生存环境不好，但永远不乏后来者前赴后继地投奔到这个职业圈中。

　　记：最后一个问题，上一次听你的讲座你还是复旦的人，以后你要往南飞了，为什么而去？

　　张：我在复旦已经待了15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到现在。一辈子总在一个地方不好玩。人生没有看到别的改变和可能，这样的人生也太乏味了。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尝试改变，通过改变去认识自己。

　　如今，张志安正奔向南方，奔向一个对他来说“好玩”的地方，靠近一个对中国新闻专业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这也是新闻学界和业界颇为瞩目的一次变动，愿他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