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的群体焦虑和个体浮躁

　　这组报道最初的设定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刊发的前两天，其中一位采访对象要求关于他的报道内容不要发表，反复沟通，无果，他的态度非常坚决。这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之一，熟悉采访、报道流程，接受采访却又临阵拒绝刊发，熟悉他的人也说，“有点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这次报道的内容又让他想起了一个多月前的那场风波？以至于他说，有时候支持和声援也是一种伤害，他不想再次处于风口浪尖之上，我们只好尊重他的个人意愿。尽管此时他在公共渠道发布的消息都显得风平浪静，但在表象之下，没有人真正清楚他正在承受怎样的压力，才会这般欲言又止。

　　在他之后，出于“不给当事人惹麻烦”的考虑，我修改了其他稿件，淡化了一些矛盾冲突，希望那些选择的差异、价值观的分歧，不要太打眼。

　　消息在传播中不断被削减，最后只剩下“胜利”二字，不止新闻如此。

　　追求理想

　　还是接受现实

　　排除困难、历经辛苦做出来的调查，却在付印那刻被撤下，甚至已经印好的报纸重新被打成纸浆，每个调查记者都有过这样的遭遇，不止一次，仍将继续。

　　说起这样的事情，杨海鹏已经没有一丝火气，入行20年，辗转多个媒体，他经历过被撤稿、被怀疑、被出卖：“我能容忍所在单位因为自身安全的压力放弃我的稿子，但不能容忍利用我的工作与内幕关联方进行交易，更不能容忍出卖我的线人。”

　　谁都不喜欢恐惧和失望，但做调查记者不仅要时时面对，更被外人误认为他们天生能够承受并化解这些负面情绪。多年前，因为线人被出卖，杨海鹏愤而离开那家在很多记者心目中如“神殿”一般的媒体。此后，他的选择有点自我放逐，在上海某市场报写写美食，写写软绵绵的特稿，据说也干得很开心。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了调查记者的道路上，继续在矛盾的心情下作业。

　　有同行指责杨海鹏“上海市侩”，他笑笑，说自己的职业操守就是“争取模范遵守《小学生守则》”，能做到的人都是“真英雄”，他只是争取能做到几条，在“利他”和“利己”之间寻求平衡，在工作中寻找快乐。无论杨海鹏是否“市侩”，但至少他在新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找到了一种自我平衡。

　　按照张志安的说法，每个人身上都有悲悯之心，而常常身处矛盾焦点的调查记者们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悲情，进而陷入群体性焦虑。高对抗性的工作，职业声誉和实际生活间的冲突；了解到真相，却无力作为，由此造成的个人道德的压力；说出事实还不够，还要防备“后遗症”，防备关联方无休止的缠斗，阻挠正常工作……并不是每个调查记者都能长期承受这种焦虑。

　　开始采访之前，我与几位资深调查记者闲谈、攀关系，希望能获得指导，他们多数已经离开市场化媒体，回归体制内。“累！”回忆曾经的调查生涯，几乎都是这个字，尽管对过往的报道津津乐道，尽管持续关注着那些仍在调查一线奋战的同行，但他们自己并不打算重回战场。

　　或许正如一位资深调查记者说的：“我们并不缺乏新闻理想和追求，但我们缺少对新闻现实的认识。”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需要热血和理想的支撑，更需要理性、清醒地认识现实，否则他的职业路无法长久。

　　做一个侠客

　　还是做职业新闻人

　　虽然顶着“名记”的光环，虽然因调查记者的身份自豪，虽然以自由记者期许，但他们实际上仍是所在媒体法律意义上的“临时工”，有着很高的流动性。

　　在我采访的几位调查记者中，杨海鹏和陈小莹的职业满意度算是比较高的，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是上海人，家在上海，又主要在华东一带活动，所以心理上没有那么强烈的漂泊感。但多数调查记者没有这么幸运(我不知用幸运来形容是否恰当)，按照张志安的调查结果，有50%的调查记者实际工作所在地在北京、上海、广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当地人。

　　“我也想安定，但安定并不是想要就能有的。”欧阳洪亮说，处于高风险作业中的调查记者希望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一些。对多数调查记者而言，他们背井离乡，在工作所在地没有户籍、没有编制、没有住房，不是在新闻现场就是在办公室，对所处媒体的依赖，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对记者来说，能与报道获得肯定的满足感相比较的，竟是，在参与突发性事件的报道的过程中，完成稿件以后，若有人振臂一呼：走，吃饭去！必是一溜的房门打开，熟悉的、不熟悉的，一大群人热热闹闹地去撮一顿。“那是一种归属感，尽管你对一张桌上吃饭的人未必完全认同，甚至观点相左，但大家都是同行，觉得亲近。”对调查记者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需要“孤军深入”，难得相聚，再内向的人，也不会抗拒这样的集体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群体互相倚靠，通过取得互相认同来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

　　大概是因为这样，常有人将调查记者视为“游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恩仇，但实际上，这种纯粹游侠式的人物在调查记者圈内并不那么受到认可。“把自己当大侠很危险，以为勇气可以解决一切，一旦受点挫折就互相抱怨、指责环境，调查性报道触及利益团体很容易遭到挫折，这种时候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和智慧。”陈小莹说，现在已经不是荆轲、樊哙式的游侠时代了，新闻人需要更专业、更职业化，忠于职守，坚守底线，能做到就很不简单。

　　新入行的调查记者特别容易浮躁，而资深的又特别难以摆脱焦虑，这是调查记者圈子里一对奇怪的共生体。尽管在前辈们的经验、教训之下，新生代的调查记者们开始更加注重对技术、工具、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但他们所处的新闻机构特性并未发生改变，浮躁和焦虑不会消失，他们能做的只是不被这种浮躁和焦虑所挟。

　　这也不完全是坏事。虽然浮躁和焦虑情绪的蔓延让人为调查记者的职业前景担忧，但也有人认为，这为新闻业的变革提供了契机，推动着调查记者的职业化，它至少告诉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不断努力。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