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13日电题：改革给新闻出版业带来新面貌新发展——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新华社记者白瀛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其间的难点在哪里？如何突破？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突出成绩有哪些？数字出版将如何发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12日在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这些问题一一作答。

　　转企改制让出版社面貌一新

　　记者：出版领域的改革，难点在哪里？

　　柳斌杰：难点主要是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这些出版社占了全国总数将近一半。我们有两个思路：首先在决策上明确功能、区分性质，提出功能决定性质，性质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其次在改革方案上进行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分步实施。

　　截至2010年12月30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已完成转企改制。在需要转制的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出版社中，除1家出版社停办退出，13家原本没有核定过编制外，余下134家出版社都注销了事业单位、核销了事业编制，职工全部进入了社会保障系统。

　　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一是落实了出资人。之前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普遍没有出资人，这些出版社都是国家办的，所以最后确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行使出资权。对于相当一批没有资本的出版社，在这次改革中落实了资本，补充了资金，变成了真正“有本钱的”企业。

　　二是解决了人员的身份转换，核实了单位原有的事业编制，有事业编制的职工都可以自愿进入新的岗位，享受这次改革的社会保障优惠政策，解决了后顾之忧。

　　三是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过去出版社由于资本不实、出资人缺位，很多不符合独立工商企业的标准，难以履行法人责任，这次一一进行了核实，取得了法定资格。

　　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改制完成后，整个图书出版领域全部完成了转企改制。其后，音像、电子出版单位也采取多种形式，完成了转企改制。

　　实践证明，转企改制后的各类出版单位，在新体制中普遍充满活力，获得新发展，与市场贴得更近，和读者的心贴得更紧，真正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同步增长，呈现出崭新的发展面貌，一大批主业突出、特色鲜明、活力迸发的现代出版企业正在引领我国新闻出版业阔步前行。

　　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

　　记者：报刊体制改革的进展如何？

　　柳斌杰：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从今年开始，两年时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数量多、任务重，目前已有1500多家完成转企，预计到今年年底将有一半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完成转企改制。

　　这次改革的目标包括，第一，明确报刊职责，不同的报刊要有不同的定位，承担不同的责任。第二，理顺关系，包括主管主办、资本、产权、责任主体等。第三，增强非时政类报刊实力，让它们有资金、有实力、有人员，成为市场主体。第四，调整报刊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优化品种布局，为各层次、各专业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确保其有序发展，同时保障主流媒体在新闻宣传方面的主导地位。

　　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三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作为报刊，大部分都刊载时政新闻，但这不代表它一定是时政类报刊。在世界其他国家时政类报刊也是很少的，大多都是几家。我国时政类报刊是指承担党和国家时政宣传任务的，有指令性要求，有首发、首评国家时政资格的报刊。非时政类报刊可以刊载重要时政新闻，可以自愿宣传，但不具备首发、首评党和国家时政的资质。非时政类报刊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主要是为特定的读者服务。

　　第二是资产问题。我们报刊过去是依托一个单位申办出版权，但大多数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并没有注入资金，或者只有一点启动资金，也很少，实际上这些报刊的资金大多数是在发展过程中自我积累起来的。按照现行政策的规定，国家不允许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新闻媒体领域，所以报刊无论以何种方式形成的资产全部是国有资产。此外，过去也有一些隐蔽的个人或者社会资本违规进入新闻媒体领域，一旦核实资产，问题就会凸显。怎么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既维护国家政策的严肃性，又符合实际状况，也是一个难点。

　　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经济效益佳、市场开拓好的报刊是抢着转制的，但效益比较差、甚至负债经营的报刊，就无力担负转制成本，必须有退出的机制。

　　第四是人员问题。很多小报小刊没有固定编制，也没有稳定的人员，转制过程中，谁该享受政策，谁不享受政策，身份分不清楚。

　　除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将在报刊整体布局、结构、总量、供求关系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发展能力，依托大媒体、地方来推进集团化管理，使报刊做大做强。

　　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家对改革形成广泛共识，正在踊跃参与。近年来的无数实践证明，改革极大地解放了新闻出版生产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媒体实力不断壮大，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职工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做到了“谁改谁受益、先改先受益”，实现了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长效机制的目的。改革走在前列的出版集团、出版社更加注重创造名牌产品，树立企业形象，通过扩大市场、改进服务来赢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出版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记者：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产品有哪些特点？

　　柳斌杰：近几年，我国图书生产能力空前解放，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主题出版的特点愈发鲜明。我们重新整理、校订、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新译本，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著作，以及一大批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主题，我们推出了一大批党史、军史、国史、革命史方面的精品力作，而且更加尊重历史，更加有学术水平。比如抗战，我们过去只是出版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的抗战历史，现在也出版了正面战场的历史，所有抗战英烈的传记。比如辛亥革命，我们真实地记录了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历史功勋。国际评价很好，认为共产党英明磊落，追求真理。

　　文学著作是图书出版领域的一个“重镇”。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国小说类新书数量为4300多部，长篇小说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3000余部，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国家。过去我们长期主要出版古代经典名著，现在也出版了大量当代名著。《狼图腾》、《杜拉拉升职记》等畅销书的译作，在国外图书排行中都名列前茅。

　　少年儿童读物也得到了繁荣发展。郑渊洁、杨红樱各自作品的全球发行量都超过了2500万册。在世界销量前10名的作家中，仅次于《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

　　此外，中国图书的设计、装帧、印刷技术水平也是世界一流，多次获得国际大奖。

　　数字出版是国际出版业大势所趋

　　记者：近年来，数字出版是出版业发展的一个热点，现在的发展态势如何？

　　柳斌杰：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数字出版。目前大家看到的电子书并不都是数字出版，有的是传统出版物的电子版本。数字出版要实现出版物的创作、生产、出版、传输、消费一体化和数字化。也就是作家在数字平台上写作，读者在另一个数字平台上阅读，全部出版和经营环节都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并事先预设了作者、编辑、传播者的收入分配比例和权责关系，同时实现各方所求。

　　数字出版是国际出版业的大趋势。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猛，到2010年底，数字出版产值已经超过了图书出版产值，达到了1000亿元，内容创作和技术平台都有突破，且发展潜力巨大。

　　当然，目前我国数字出版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新闻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较慢，渠道和技术开发商与内容生产商融合不够，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第一，鼓励主要的出版、报业传媒集团加快实现数字化革命，在数字出版传播领域必须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第二，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占领技术高地，积极研究、开发适合我们国家的新闻出版传播技术平台和阅读终端。第三，出台一批推动数字出版发展的优惠政策，实施一批重点工程。第四，建立数字出版基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造数字出版高地。第五，加大力度培养数字出版高端人才，造就中国的乔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