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职业记者如何安身立命，其责任使命与事业方向何在？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传统媒体如何自我定位，其渠道优势与价值导向何在？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社会公众如何自我传播和选择接收，其判断标准与道德底线何在？“第七届未名大讲堂——与名记者、名主持、名专家面对面”论坛2011年11月8日在京举行，以下为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发言实录：

　　说到自媒体，我觉得有意思，首先我请问，它是个媒体吗？我不认为它是个媒体，起码现在看不出它是个媒体的样子来。

　　当我看报纸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因为报纸有几十版，很多版都在为民请命，都在关注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在说真话，说实话。但是那些说真话，说实话，为老百姓请命的版面就靠这个谎言支撑着，如果他不卖，这个报社就经营不下去，就整版做这个。广播电台卖药的，你们可能都听过，东北口音的比较多，都说吃了以后特别好，开始吃第二个疗程了。

　　电视台最牛，从一进这个行业，电视台就说官话，一直说到今天都面不改色，官话说得越来越象样，居然语调很高，说今天的海南碧海蓝天，这个是我们1981年学的，现在还在用。所以传统媒体我们就不谈了，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现状。我觉得最好不要把网络时代的微博、博客命名为自媒体，因为惨了，它很快就会让你不屑，很快变得就像传统媒体一样面目全非。

　　现在媒体能做什么？自媒体能做什么？我在这两个地方做了一些尝试，就做一些传统媒体做不了的东西，比如说我做了两个慈善项目，一个叫给孩子夹菜，一个叫乡村教师培训，就用微博来运营，很好，非常好，短短时间就募集了100多万。妙还不妙在一百多万，妙在怎么花这个钱，我们乡村教师培训做了第五期，第一期说花到130万，100个老师130万，平均一个老师1.3万。到了今年第五届，还是100个乡村教师，你猜猜我们花了多少钱，28.8万，明年第六届我计划花15万，后年的第7届，零元，一分钱都不花，就可以把100个乡村教师培出来，为什么？就是有了微博，有了这种非传统的传播，我会在上面征集，现在我们的乡村教师来了，他们要参观国家大剧院，让他演出，他们要去故宫，谁愿意出钱，压力多大？故宫说你别征集了，我们不要票，来吧。国家大剧院说你们来吧，我说那不行，他们早上去，中午没地吃饭。他们说我们管饭。老师有个想法，好不容易到这个圣殿里来，他希望有个礼物，他说我们有礼物。就是利用这种刺激爱心的方式，让所有人都无私地奉献。

　　比如说我们租了大轿车，拉着老师来参观和学习的，跟旅游公司谈价的时候，讨价还价的时候很难，谈不下来，司机还得单算，加油费还单算。我们会在微博上公布每一笔钱的去向，哪个钱干什么了，让他们赶紧回去商量，他们说那就不要钱了，让你白用了。当然也有吉利大学这样好的大学，提供吃住，这样28万多就可以干130多万多的事情。

　　我们会组织一个家庭日，就是把老师交给你，你这个家庭跟他过一天。我们在上海也做过，在北京也做过，非常俏。我们不知道乡村老师的粉丝有那么多，所有人都在抢他们，我们要求每个家庭拿出一个方案来，你们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怎么安排他，还要到你家里看看什么条件。

　　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觉得真的有趣，在北京、上海100个乡村教师全部是走后门进来的，根本就不用征集。你在微博上一发，所有熟人都托关系找你，说把一个乡村教师让我们带走。在这儿我要特别感谢郭美美同学，就是因为她的出现，让大家不相信那些大的慈善基金，所以才让我们有了活路。

　　民间的慈善也是，压抑不住的，就像在座的有些朋友一样，你们可能不愿意听，出于慈善的心理还在这里听。当你有机会，能公开，能透明，能让他监督的时候，每个人都特别踊跃。今年我们做乡村教师培训的时候，找出来九个假的，是有志愿者，他要给每个乡村教师拍照、留影。拍着拍着发现，乡村教师的相机比他好，发现乡村教师戴了一个那么贵的手表，他就觉得有问题，这个人是媒体的从业人员，同时又是志愿者，他就想，到底先在报纸上报了，还是作为一个志愿者向崔永元公益基金先汇报，他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他选择了先告诉我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他先告诉媒体，我今天就不能站在这儿了。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连夜开始撤查，就解决，那几位老师还非常帮忙，他们不知道我们在撤查，提出了更多非分的要求，让我们确认了他不是乡村教师。这些事情就解决掉了。

　　当我们要求赔款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是不花钱的，那故宫没要你钱，但是你不是乡村教师，你不能占这个便宜，我们要把钱要过来还给故宫。还钱的时候就非常麻烦，涉及了几十个部门，最后只有两个部门要了钱，剩下的都捐了出来，这样我们做慈善就做得非常顺心。比如给孩子加菜，我只去现场一次，全部是志愿者完成的。监督到什么程度？你们可以到我的微博上看到，每天的菜都有，照片都有。有一次学校报一个礼拜的账时，他说西红柿一块五一斤，我们潜伏在当地的人就说是一块三，我们第一时间把信息反馈回去是一块三一斤，你为什么是一块五买的，你在哪个菜市场买的？从那以后，这个西红柿就再也没到一块五。

　　我们让每个捐助者都能在我们捐助网页上找到自己的捐款，又知道它的流向，这样就非常透明。我在这儿可以特别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做了三个公益项目，其中一个是口述历史，那个很难跟公众讲清楚，只能点对点来募捐，其他两个面向全体公众的，一个是给孩子加个菜，一个是乡村教师培训，大概到明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网上公开宣布说停止募捐，因为现在钱可能五年都花不出去了。按照基金会的要求，当年要花掉85%，花不出去就停止募捐了，可能是中国基金会里第一个停止募捐的，还没有人嫌钱多呢。但是我们真的是做得特别自豪。

　　网上的作用，大家都能看到，抓坏蛋，多好啊，一抓一个准，抽烟也能抓到你，说话也能抓到你，发脾气也能抓到你。经常有人看到网上的负面报道时就对生活的前景失去信心，我倒认为，大可不必，其实我和小川总编辑，在我和刘春一起做报纸做电视的时代也是这样的，天天有好事有坏事，那时候媒体没有这么发达，你们不知道。在我们生长的年代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没听说过一次飞机坠毁的事件，我们甚至没听说过一次交通事故，根本就没有。到了1996年，我开始主持电视节目，那时候主要跟观众们交流的方式还是来信，我们节目组里有懂心理学的，他刚当上主持人，还没有那么自信，说要保护他的自尊心。比如当时每天收到四麻袋来信的时候，有两麻袋是表扬你的，有两麻袋是骂你的。公众语言跟现在网上的语言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工作人员要干一个工作，把信分拣一下，把骂我的先挑出去，只把表扬我的信挑出来给我看，我看得特别高兴。慢慢的塞几封骂你的，一百封信只有一封骂你的，他没想到我把那一封珍藏起来了，拿着那一封晚上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看，我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骂我呢？真的想不通，能不能查查这个人的号码，或者他家在哪儿，我跟他谈谈，为什么要骂我呢？其实还有一麻袋呢，他们没告诉我。

　　网络时代，麻袋藏不住什么，所以你们就会觉得，网上这么热闹，说人好的时候，热捧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涌现出来，当一个大片出来的时候那么多人叫好，真的好吗？你们看过，你们就有发言权。当一件事情被所有网民描述得那么糟的时候，真有那么糟吗？不一定。但是我觉得，好事不断，坏事连连，这是正常的状态，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

　　在自媒体时代，在新媒体时代，所有的从业人员，包括旁观者、微观者、粉丝，其实更需要的是心理调试过程，如果咱们北大电视学院有本事，下次把我的心理医生请来，让他们在这里给你们讲一堂课，大家一定收获特别大，他可以五分钟让你们全睡着，让你们哭，让你们笑，让你们醒过来，让你们说自己藏在心中最隐秘的一些话，跟谁都不会说的，在催眠状态下你全讲出来了你愿意听，等你醒来，给你重复一遍，你都不相信是你说的，但是这些事的的确确都发生过，它在你的心里像个垃圾筒在发酵，心理医生把它提出来清理一下，你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因为我们中国的心理医生太少了，心理咨询师骗子也多，所以全民受的心理治疗比较少，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自媒体时代，看到网上那么乱，确实是乱了方向。我觉得大家不必太在意，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它慢慢地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希望它是个什么正常的状态呢？刚才白岩松说关于底线的问题，说守住底线的人就被表扬，他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他走了，我反驳他一下。其实守住底线不容易，我认为，一个社会对公民的要求就是守住底线，底线就是法律，只要不犯法，允许一个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活着，你没有权力说三道四，比如我们看电视，现在看不出他是男女来，那是他的权利，有的男的变成女的了，那是他的权利，有的女的变成男的了，那也是他的权利。我觉得法律在保障这种权利，所以守住底线没有那么容易。我认为，其实整个中国社会在用两条线在维持的，一条线就是我们讨论的底线，另一条线是高兴、道德。大家只要在两条线之间随便移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今天能站在这个讲台上，这个让人骄傲的讲台上发表演讲的人，我觉得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尽量离高兴近一点，其他的人只要不逾越底线，全是好样的。其实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底线还可以降低，比如说医生可以收红包，我们让他明朗化，就是可以收红包，但是收了红包就不能再往人家肚子里放纱布了，你看他已经逾越底线了，我们还可以接受。但是你笑什么呢？你认为每个医生都能做到？我前一段要做一个政协的医药卫生的提案，我在美国做调查，我问，药是怎么进到你们医院的？他说非常简单，有四个关来把手，一个是副院长，一个是药房的主任，一个是药剂师，还有个主治医生，四个人决定这个药进不进医院。我说如果这四个人都被收买了呢？你猜猜美国人怎么反映的？他们你看我，我看你，得不出答案来。终于有人战战兢兢地问我说，怎么可能四个人都被收买呢？同样是社会的底线，我们设的不一样，我认为四个人怎么不可能都被收买呢？在我们社会，40个人都可以被收买的，一个整个的利益集团都可以被收买的，一所大学都能被收买，怎么可能四个人都不会被收买呢？这牵扯到我们对底线的理解。

　　有时候我们把底线设得太高，就会让人觉得那是高线，那是道德。法律和道德是完全两个层面上的意义。我再说一个底线，说现在绑票的挺多，要赎金。人家给了钱，放不放人？一定要安全地给人送到指定位置，这才够意思。现在很多绑匪绑了就撕了，还拿了钱，我觉得那些绑匪太不职业了，不讲道德。

　　不要小看底线，今天我们每个人能够守住底线，实在实在不容易。所以，在很多场合我们还不要谈道德，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我们想办法把底线提高，让这个底线渐渐地接近了法律，让这个国家和政府真的能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状态下执行，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