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自拍像(背景电影海报是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采用李振盛文革照片制作)

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为李振盛题字：让历史告诉未来—李振盛“文革”摄影作品集

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任仲夷，在李振盛为他拍的文革中遭批斗的照片上签名。

1966年8月12日，一张群众欢呼游行的照片经过三处修改

　　“红色新闻兵”李振盛：用照片见证历史

　　“文革”十年浩劫，李振盛拍摄了十万张历史见证照片。三十年后，当这些照片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他说：“我始终坚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方可获得人生事业的成功。如果说我此生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碎片。就历史而言，惟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

　　新浪传媒：“文革”年代，您拍到无以数计的“瞬间”。当时您意识到这些照片会成为历史见证吗？

　　李振盛：当年，我感到手中的照相机是最好的记录工具，应当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用影像方式记录下来。我在冥冥之中相信将来会有用的，但是究竟会有什么用，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自己所拍的这些照片会走向世界。

　　当时我只是意识到，应当将这个动乱时代完整记录下来。我并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将来。我只想用相机尽可能多留一些历史的瞬间痕迹，以防止人类记忆的失落。我冒着风险拍摄并保存了近十万张“文革”底片。

　　新浪传媒：您是怎样获得那些拍摄机会的？

　　李振盛：“文革”初期，社会上到处都有红卫兵召开的各种名目的“造反点火大会”，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这些乱哄哄的集会从不发采访证，也不需要报名，谁都可以去拍照。我当时是黑龙江日报社记者，那时专业摄影记者人数有限，普通百姓有相机的人不多，在这类集会上拍照很显眼，会引起红卫兵的注意，有时候会有人上前盘问，如果亮出记者证就会麻烦了，人们知道省报是省委机关报，红卫兵认为省报摄影记者就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搜集整群众的“黑材料”，交给省委用于秋后算账的。轻者会把胶卷拉出来曝光，重者会把相机砸坏或抢走，更甚者是把记者拉到大会上批斗示众。

　　我首次亲历这种遭遇是1966年8月21日，那天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造反团在操场首次召开批斗省委书记大会，我们4名摄影记者奉派前去采访，刚举起相机拍照就被认出是省报记者，立即把我们揪出来示众，老组长张戈被揪到台上批斗，我和于敏等三人站在台前陪斗，后来我们趁会场一时混乱收起相机逃跑了。

　　自这次惊魂之后，那4名资深记者再也不愿出去采访红卫兵活动了，那时报纸上已经不署名了，不管谁拍的照片一律署名“本报记者摄”，摄影记者也相对缺乏采访积极性，凡是有这类他们不愿去的采访任务，都会派到我这个“小字辈”记者头上，让我很无奈又不敢拒绝，因此我被派去采访的机会特别多，拍的照片也越来越多。

　　在采访中我发现臂戴红袖标的人可以自由拍照，我想尽办法要搞到一枚红袖标，先是向印刷厂工人造反团借一枚“赤卫队”用于采访，后来我发起成立仅有七个人的“红色青年战斗队”，拥有自己的“红卫兵”袖标，从此采访就畅通无阻了。

　　新浪传媒：您拍摄的照片中，哪些令您最难忘。

　　李振盛：应该说我拍的很多照片，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举一个例子吧。我拍摄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的情景，让我永远难忘。几十万人聚集在人民体育场(“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兵广场”)集会，红卫兵押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到台上挨斗，发言的人在逐一揭发他们的所谓罪行。省委机关一年轻人悄悄告诉我，今天要当场揪斗任仲夷，批斗方式是预先策划好的，要让人感到好像是临时发生的。一个红卫兵在揭发“黑省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时，突然高嗓门点到任仲夷的名字，事先安排的一伙人立即高呼口号：“把黑帮分子任仲夷揪出来！”两个壮汉将任仲夷揪到台上，会场响起一片愤怒的口号声。早准备好了一盆墨水、一把折叠椅，在大牌子和高帽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根据批斗会的程序，被批斗者先是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然后用墨水抹黑脸，再站在椅子上示众。木制折叠椅很难让人站稳，稍有不慎就会栽倒。给任仲夷先戴上一米多长的高帽子时，因帽口太小而撑破了，他们在高帽子后面拴一根绳子，逼迫任仲夷把双手背起来抓紧绳子拉住。

　　红卫兵端过来一盆臭哄哄的墨汁，逼迫任仲夷自己动手抹黑脸，他两只手指伸进墨汁盆里，蘸满气味难闻的墨汁往脸上抹，或许觉得任仲夷涂抹的样子远不像“黑鬼”的样子，那个红卫兵将脸盆高高举起使劲一泼，墨汁顺着任仲夷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又一个红卫兵，拿起一支毛笔饱蘸墨汁，在他穿的白衬衫上写“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过瘾，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从他后脖颈子灌进去，只见墨汁穿过腰间，又顺着双腿流到脚下，灰蓝色裤子从里往外渗透出一道道的墨痕，一直滴到水泥看台上。我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拍出来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墨，是血，还是泪。

　　新浪传媒：六七十年代，中国媒体的部分摄影师有修改新闻照片的经历。您修改过吗？

　　李振盛：当时，摄影记者大多都有修改新闻照片的经历，修改照片完全是为了适应政治需要。开始是迫于无奈，后来就成为自觉行动了。举个例子来说吧，1966年8月12日，我在省委门前拍了一张群众欢呼游行的照片，画面里有三处严重“政治错误”：一是群众挥舞小旗子把“最高指示”的两个字遮挡了，不修改会被扣上“恶毒篡改最高指示”；二是群众振臂呼口号的拳头重叠在后边的毛主席像上，不修掉就像是“拳打毛主席”；三是群众高举的毛泽东像镶有红漆相框，在黑白照片中就变成了黑框，不修掉就会成为“恶毒诅咒毛主席”的严重罪行。为了让这张照片能发稿，我赶紧用广告粉调色修改，最终见报了。幸亏我读中学时曾在大连市群艺馆业余学习了三年绘画，“文革”中修改照片时把绘画本领都派上了用场。

　　为了修改新闻照片的需要，在我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毛泽东像，专门用于修改新闻照片使用。我所保存的当年经过修改的原始照片，现在被称为是文物级照片了，在我的环球影展中与未修改的原片对照展出，也成为我对新闻摄影职业道德反思与忏悔的例证。

　　新浪传媒：您拍的那些照片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

　　李振盛：“文革”期间，一律不许新闻记者拍摄所谓的“负面”照片，那些打砸抢、批斗游街、戴高帽子以及刑场处决等等都是“负面”的，属于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文革”后期，省革委会和大学红卫兵组织曾多次下令，要求摄影记者交出所有的“负面”底片。很多人听从命令上交了底片，结果被一把火烧掉了。

　　我一向是自己冲洗底片和印放照片，每次都注意把底片先剪下来，存放在资料柜的暗藏隔层里。在1968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我被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师生”贴大字报点名批判，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打倒，便悄悄将“负面”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在我家破败的俄式平房地板一角锯开如书本大小的洞口，当时尚没有塑料布，只好用黄油布将底片和一些“犯忌”的物品包好，埋藏在地板底下边，盖好洞口再用一头沉书桌压在上面。

　　这年12月26日晚，我在全社大会上被批斗6个多小时之后已是第二天凌晨，一个瘦高个子“小将”带领几个人连夜押着我去抄家，那时我妻子正在家休产假，他们翻箱倒柜抄走十几本集邮册和像册，还有私人通信等物品，但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没有被发现，终于躲过一劫。

　　新浪传媒：听说你们夫妇被下放五七干校时，您把地板下藏底片一事像“刘备托孤”似的托付给一位可靠的“贵人”，请讲一下这段故事。

　　李振盛：1969年秋天，我和妻子祖莹侠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临行前我想到万一我们俩遭遇生命意外，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将永远无人知晓了。我们夫妇商量要托付给一位绝对可靠的人，最后找来曾与我们一起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李明达，我搬开桌子掀开木地板，让他看地板下边那一包底片。我像刘备托孤似的对他说：“明达兄，万一我们俩出事了，请你设法把这些记录历史的底片取走保存好，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用的！”他神情凝重地接受了我们的托付。

　　“文革”后，李明达担任黑龙江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老实厚道的他对我当年“托孤”一事始终守口如瓶，直到28后的2006年5月，日本NHK电视台跟随我到哈尔滨采访“文革”老照片主人公时，他第一次面对镜头说出这个秘密。李明达是我文革中蒙受苦难时遇到的一位“贵人”。

　　在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年多，等到落实干部政策，我们又回到报社重操旧业。我把藏在地板下边的底片取出来锁在柜子里。1982年举家南迁北京，后来又搬过几回家，每次都丢弃许多东西，但这十万张底片一直完好地保存下来。

　　新浪传媒：看过您的一篇博客，讲的是您四十多年前发誓“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那是怎样一种历史心结？

　　李振盛：1963年我们从长春电影学院毕业时，新华社摄影部从摄影系18名毕业生中挑选了包括我在内的5人，要送到北京二外学一年英语培养驻外记者。但代理院长叶华对我前一年未听她劝阻，执意以学生代表身份上访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一事怀恨于心，趁毕业分配对我打击报复，临时把我从新华社5人名单中拿下，与分配到黑龙江省科技情报所的韩居策对调。叶华无端剥夺了我到北京生活工作的权利，也让我与新华社驻外记者失之交臂。

　　就这样，我被发配黑龙江。1963年8月15日我报到的第一天夜晚，在日记中写下两个决心：一是“决不老死黑龙江”，二是“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在当时这绝对属于鬼使神差的泄愤狂想曲。既然自我发下两个誓言，尽管明知是“不可能的任务”，也要矢志不移地去为之奋斗。在天助神佑之下，20年后我离开黑龙江“杀回”北京；30年后我不会英语却跟随我的作品游走世界了。

　　我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性格决定人生命运。越有不公平的压力，越增强我的反弹力。我始终认同一个信条：看一个人的实力与能量，不是看他在顺境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中反弹得有多高。为此我还自拍了一张敞开胸膛的照片，以此表达自己的叛逆性格和不甘居人后的奋发精神。

　　新浪传媒：罗伯特-普雷基在您的《风云岁月》序言中说：“毫无疑问，李振盛当之无愧是当今世界纪实摄影领域最具知名度和作品发表最广的中国摄影家。”近十年来您的《红色新闻兵》和《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影展在国际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一个世界品牌。但国内有少数人提出种种质疑，当您听到这类声音时，如何回答和面对？

　　李振盛：是的，这类的“杂音”我听到不少，有些是用匿名出现的，实在不值一驳。面对质疑，我心无愧。君不见，凡有人获得成功，准会遭遇质疑、酸话、谩骂、攻击。靠骂别人沽名钓誉，靠骂别人来出名，已成一股歪风邪气。恶意骂人者，应以人性和道德自我拷问：良心何在？

　　有一句很生动的网络语言：羡慕嫉妒恨，它蕴含丰富的内涵。恨，源于嫉妒；嫉妒，源于羡慕。也可解读为，恨，因求之不得；嫉妒，因己不如人。我常羡慕成功的同学和同行，但从不嫉妒，而是去追赶，去超越。人与人之间应倡导“你追我赶”，切忌“你蹬我踹”。

　　我一生经历过很多坎坷，总是在逆境中拼搏奋斗，这其中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也有客观的诸多因素。许多际遇与蜕变总会有其因果缘由。其实，所谓的人生逆境，往往是一个蕴含希冀的开端，充满了人生的变数，如同冬天过去春天就会到来一样。

　　几十年后，当人们看这些成千上万张“文革”的真实画面，它们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与我的叛逆性格不无关系。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碎片。就历史而言，惟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方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注：这篇访谈系通过越洋电话和电子邮件采访李振盛先生撰写)

　　嘉宾简介：

　　李振盛，1940年生于辽宁大连，祖籍山东荣成。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先在黑龙江日报社做摄影记者20年，后调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

　　1987年文革组照以《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荣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1996年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国访问讲学，旅居纽约。先后应邀在美国、欧洲多所大学和联合国中国书会及旅美华侨社团举办演讲会。

　　2003年英国菲顿出版社以英、法、德、意、西、日文等6种语言文字出版摄影集《红色新闻兵》，被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获美国海外记者协会“最佳摄影报道奖”。美国多所大学相关专业选择《红色新闻兵》作为教科书。

　　由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字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摄影展览，十年来已在40多个国家/城市巡展，仅在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三地的观众数分别超过10万人，创下历史纪录，国际观众总数已达200万人。

　　李振盛被国际媒体评选为自1855年以来150年间54位“世界新闻摄影大师”，入选“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牛津大百科出版的《牛津摄影指南》单独列入“李振盛”词条。这些国际荣誉均为中国摄影家首次获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