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老师近照

葛兰老师年轻时候做节目时留影

葛兰老师办公桌上放置的和周恩来总理合影

葛兰老师办公室照片

　　永恒的声音  一代人的记忆——访中国第一代播音员葛兰

　　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保留着早起用收音机听新闻的习惯，如果还有这样的人，那他一定对清晨收音机中伴随着《歌唱祖国》音乐响起的那段声音异常熟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这声音伴随了中国好几代人，这声音的主人便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葛兰。

　　新浪传媒：您原来是一名教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您走上了播音这条路的？

　　葛兰：我原来是学的师范，后来当老师。那是1950年毕业后在东城区小学工作，后来1951年全国各地成立电台招聘播音员、编辑、机务，我当时不知道这事，一个同学找我(告诉我)。当时我受伤了，骨髓炎很严重，几乎要截肢，不能教书了，就准备抽空看书考大学，后来同学找我说(中央广播电台)招播音员，这个也不用胳膊，我说我要考大学，不想当播音员，后来是同学们都说你去试试吧，后来我就去了。因为我口齿清晰，声音也挺好，就这样阴错阳差到了中央台报名，然后复试、笔答、面试，就这样考上了。

　　新浪传媒：我们发现您工作之后改名为葛兰，这是因为工作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葛兰：是因为工作原因。因为当时我们播节目要报名字，播错了是要找你的。也有听众来信组，有批评信、表扬信之类的，都是写给我们的。我第一次播音时，当时要进播音室之前，大家就在想我要叫什么呢。忽然有人问我妈妈姓什么，我说我妈妈姓葛，组长齐越老师是学俄语的，会俄语的打嘟噜(颤音)，他说那就叫葛兰吧，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这样就进去了播音就用了这个名字。之后就一直叫到现在。这名字也用了六十多年了，也好叫，大家也都知道。

　　新浪传媒：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个节目是《记录新闻》，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葛兰：当时是解放初期，通讯十分不发达，不像现在一发短信美国什么的都能收到。那时有大量的记录新闻，要通过中央台(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同)广播出去，各地报馆都有抄书员，他们连夜抄书，然后印成报纸发出去。在抗美援朝时期，朝鲜前线战壕里也有志愿军抄书员，他们把祖国当时“三年恢复建设”的消息或其他消息，通过听《记录新闻》记录下来，然后连夜刻蜡板印成小报散发出去。当时记录新闻占了台里节目的大量篇幅，每天上午四个小时，夜里六个小时，由两三个人轮着来，夜里一播就得播一宿。

　　播记录新闻的时候，有监听的人员，播错一个字，监听的指出来就得更正。比如有一个逗号没说，监听的就要赶快跑过去告诉播音员，播音员就得更正，告诉听众，刚才播的上一句，或者第几行第几个字后边应该有个逗号。播错必须更正，不然就语言不通。

　　另外就是别念错字。比如一段结束了，要另起一行，也得说出来。这个要求很严格。如，什么什么进程，另起一行，采访嘉宾……十个字之内念两遍，十个字以上读三遍，就为了让他(抄书员)抄下来。刚去的时候我看稿子的时候纳闷，这“一”还不会写啊，读完还要解释是一二三的“一”，我说这也要解释？人说这必须解释，因为远处有时候“一”听成“七”，读完“一千七百”，要解释“一”是一二三的“一”，“七”是五六七的“七”，这都得提醒一遍。还有“四”和“十”，所以读出来就是：两千四百五十，“四”是四五六的“四”，“十”是八九十的“十”。当时还有很多繁体字，准备起来也很复杂。左边是什么，右边是把“寸”换成三撇，这都得提醒。当时播错一个字，抄书员不知道是哪个字，那这条新闻不管多重要，他都不敢发出去的。

　　我在1983年的时候去吉林开会，当时会场有一位局长，之前就是抄书员，他告诉我那时候他抄书，有一次遇到毛主席的诗词：“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个“着”是哪个“着”字？因为这个字没解释，那个消息最后没发出去，他说他现在都遗憾。我听了以后，觉得确实是这样。当时抄书员责任心很强，这么重要的东西，也没人可以问，新闻就只能不发了。

　　新浪传媒：当时播错了台里有什么惩罚吗？听说是读错字会插小黑旗？

　　葛兰：那得看什么错误了，要是政治性原则性的错误，那就大了。插小黑旗是在50年代，60年代初推广普通话的时候，要求我们规范读音。普通话推广开始后，电台播音员(当时没有电视台)，教师、演员都是推广先锋，因为我们这些职业覆盖面很大，特别是中央电台，你如果读错一个音，那别人都会跟着学，所以我们要求很严格，所有字音都得记住，每一次都得背表。有些字音和过去不一样，记起来也很复杂。当时有一个大表格，如果播音时读错了，就在你名字后边画一个小黑旗。你想想，谁愿意一个大表格上，看到葛兰那一栏，一天到晚都是小黑棋，如果全是小黑旗那说明你根本不重视。我们每天拿着那表(标准读音表)，就像是背书一样背下来。因为中央台工作非常严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是中央台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所以我们播出去东西的错一个都不行，因为影响面很大，不像现在有电视什么的，那时只此一家，必须得认真。

　　后来1956年我播报纸摘要节目(即《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都直播，那时候播音员都得经过审查，才可以上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有时候赶上急稿，女生和男生已经分配好各自播的部分了，随时都可能进来一个插播，就得改了，导致后边(男女生播的内容)都会变，那时候就得高度集中。稿子是越急越看不了，越看不了越怕出错，当时只有兢兢业业，才能完成。话筒前像打仗一样，没有其他想法，从备稿开始，有一个字不确定的就得查，不能模糊不确定。最初我就很怕急稿插播，万一播错怎么办，但积累的多了，也就好很多了。当时的稿子不像现在的(打印出来)。当时有手抄的，各种字体，小的一格恨不得写两个字，大的两格写仨字，还得辨认是什么字。有的是大页，印刷的有的部分不清楚；有的是简报或者早晨的报摘，剪贴下来，这里贴一个，那个贴一个；还有电传的消息，一张长字条，粘起来，也是歪的，反正各种情况都有，但是这都得在准备的时候理顺了。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半天还是几分钟，没有说拿过来就直接念的，绝对不敢。有的稿子上边写着“此文不能播错”，那就更要高度集中了。那时候播音就像打仗一样。

　　新浪传媒：您刚说当时台里环境不是很好，听说您除了播音之外还要操作电唱机，忙得过来吗？

　　葛兰：现在都是用数字的了，操作简单。我们当时是老唱片，上边红字贴一条，这是谁谁唱的。比如晚上我们报的新闻还少，还能休息几次，就找几个唱片播一下。两个大唱盘，一边一个，播音乐的时候也不能出错。比如国歌，就得从头开始放，如果从中间开始放了，那就错了。我们就得让唱片先转着，音乐开始是在38转，那就得倒到之前一点，看着表，准时开始音乐，这要很精细的。有时候翻面不小心，唱片飞出去了，还得赶快捡回来接上。这都是一个人操作的，要一心多用。那时不能出错，街上都有大喇叭，错了就全播出去了，这就是事故了。

　　新浪传媒：您在1952年从《记录新闻》调到少儿节目，这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节目，会不会跨度有点大？您是怎样改变风格，适应少儿节目的？

　　葛兰：1952年增加了一些播音员播记录新闻，1951年底的时候，他们知道我做过小学老师，说有一些抗美援朝的故事想播一播，我就去了。当时第一次播的是邱少云的故事，播完了他们觉得我挺有培养前途的，以后就不断地播放。我到195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播记录新闻了。后来我就基本上固定了播少儿节目。

　　从《记录新闻》到少儿节目，风格不一样，对象不一样，讲故事给小孩，就得换风格了。可能我本身语言可塑性比较强，当时别人也没有说我有什么记录新闻的味儿，风格转变上还是比较顺利的。有时候白天播少儿节目，晚上播新闻，都得符合节目的风格。

　　新浪传媒：您和夏青老师是在工作中认识的，既是战友又是爱人，这是相当浪漫的，可以回忆下你们的初次见面吗？你们之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葛兰：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到中央台大家介绍的时候，那时我没有很在意。他比我早来一年，那时已经在台里了，而且我觉得他是个长兄，年龄大，知识面广，当时没有任何感觉。当时人也不多，台里只有我们两个是单身，我那是刚18岁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是我还是乖学生的风格，还在读书，没有想过谈恋爱这方面的事情。在家里虽然封建包办，但谁一提我就跟谁急，我觉得谈恋爱离我很远，后来(我们)接触比较多，因为在一个办公室，有时候看书，他晚上写稿子，第二天就是报摘节目，我还说这人从早到晚这么有精神。后来他对我挺好的，挺关心的。有时大家一起去看电影，聊天，看看书啊，买完书给我看，渐渐觉得这人挺好，挺老成的。

　　有那么几件事情。一个是他同学从内蒙来看他，那时候是冬天，之前我就看着他穿一个破的关东军时的那种皮大衣，里边穿着绒衣，衣服都挺旧的。但是有一次我发现他没穿大衣，我问他怎么没穿大衣，冷不冷，他说不冷不冷，其实是把大衣给同学了。他还有关节炎，手肿的跟萝卜似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本来就没多少东西，有一天去看他，他的东西都扣在地上，没有箱子装，后来知道，他同学来看他，离开的时候没有箱子，他就把自己的箱子给了同学，自己的衣服什么的就弄一个纸箱子塞进去。当时我就觉得他特别重友情，人特别好。

　　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有一次我病了，他就找到我家。我弟弟一开门看到是个男的，就又“砰”一声把门关上了，就叫我“四姐四姐，来一男的。”我说谁啊，一看是他，拿着一包梨，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你不是感冒了吗，来看看你。

　　其实有好多事我都觉得他这个人特别善良，真诚。我上夜班，他就拿一小锅给我端来馄饨，放在火上热着。有次我去他宿舍，特别简陋，木板床上就是简单的一个褥子、单子，他也不在乎这个。后来五四青年节，我们约好去颐和园，我从家去，他在西直门那等我。我就看他拿着一个小包，后来到那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从袋子里拿出来才发现是一只烧鸡，几个苹果还有面包，我说这倒挺丰富，得多少钱啊，他说没事没事，但脸就红了。后来我再去他宿舍就发现了，床变得特咯得慌，我说那褥子呢，他说褥子，不吃鸡了吗。原来他把褥子卖了，买了那些东西。后来我从家里又给他拿了个褥子。就从这点看，就觉得他这人不假，不做作，特真。他除了看书之外，还会溜冰。他哈尔滨人，溜冰、游泳特别好。他帮我挑了冰鞋，还教我溜冰。他工作时拼命，休息时也休息，挺有情趣。开始的时候觉得他人特别高尚，对他是敬佩，后来他对我也很好，就渐渐走到一起。

　　新浪传媒：您退休后在母校中华女子学院主持建立了播音主持专业，当时为什么要创办这个专业？学生中现在播音界有成就的有哪些呢？您对播音界的后起之秀有何寄语和期望？

　　葛兰：我当时是离休，在1990年，离休后并没有下来，不播新闻报摘，但也主持了几档节目。后来1998年学校(中华女子学院)新建的学校，请我来作报告。之后教务长到我家里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助学校的艺术系开办播音主持专业，我就答应了，到现在有13年了。其实当时有好几个学校找我，最后我选了母校，挺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也是自己喜欢的工作，1999年我就不再主持，来到学校，开办了这个专业，用过去积累的经验来教学。

　　我们很多学生回到当地，都小有名气了。现在留在北京的，比较好的有那个吴为，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他高高的一米八六，很用功，他现在还不错。

　　新浪传媒：吴为是男生吧？女校也招男生吗？

　　葛兰：从我来了以后才招的。人家一直50多年只招女生，后来有讲课的老师提出来我们这里都是女生，将来分配不好弄。后来我给教务长打电话，说得招点男生，不然以后实习都不好推荐，教务长说那招吧，这才开始招男生了。

　　我建议学生们现在好好学习，不要追星，我们培养的不是将来要做名人的学生，名人不是想做就做的，我们要培养的是能人，不是说学了播音，就只是会播音。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些浮躁，我们在学习的也是这样，有些学生不脚踏实地，想入非非。小孩们刚进来，就得加强严格培养，不要奔着挣钱多才上这个专业，那你这辈子也不会有成就。没有真才实学，什么也不行。

　　现在我比较看好的就是白岩松了。他看东西看的多，各方面都能谈得来。他来我们这儿讲东西，我就让他给学生们讲多读书。他说他下了班经常逛书摊，几年前的时候每月就一千多书报费，天文、地理、汽车、海洋、军舰他都看，知识很丰富，有文化底蕴。这些东西下了功夫就能体现出来。不管你自己自称大师还是说什么，没有底蕴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求学生把读书放在第一位。(采访整理：周梅、杨鑫)

　　嘉宾简介：

　　葛兰，著名播音艺术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本名王静蓉，生于北京。1951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99年离休后开始从事播音教学工作。在近50年的播音生涯中，不断钻研，熟练掌握了多种节目的播音技巧，尤以新闻、评论性节目见长。形成了清新明快，朴素大方，感情真挚、刚柔得体、平中见奇的播音风格，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为播音艺术的发展，播音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