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传媒讯：据美国“波因特学院”网站6月报道，随着我们开始逐渐正视席卷媒体产业的这股改变浪潮，新闻教育面临巨变的这个事实就不可回避。

　　对新闻教育业来说，它的将来注定是非同一般并且充满艰辛的，同时充斥着创新及创造性的破坏。我相信，我们将见证在新闻教育的价值与新闻学学位之间关系的一个演变过程。

　　对未来而言，它不会只按照一个方向发展。一个20岁年轻人的未来和一个60岁老人的未来显然是天差地别的，任何人对这个问题都会持有很不一样的看法。

　　新闻教育业的未来自然和新闻业本身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两者之间既相互影响，又都是由当前存在的改变所引起的。

　　新闻机构所遵循经济模式的崩塌是有据可查的，这股趋势从美国蔓延到欧洲，然后扩散到全球各地。

　　在20多年前，这个变化势头才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媒体产业错过了这个把握转折点的机会。到目前为止，由其他群体、其他的新兴机构，以及科技公司所引导的创新行为严重挫伤了传媒公司。

　　在面对这些夺走整个新闻产业赖以生存经济基础的高新科技的同时，媒体产业的反应有些举足无措。整个产业都没有顺着趋势做出改变，去更好地服务它的观众群体；所以，他们错过了做出调整的机会。

　　新闻教育业也正处在转折点上。

　　不论你是否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或者是一名经营者、一个训练中心的学校管理人员，或者仅仅是对新闻业感兴趣，你都应该认识到，对新闻教育业来说，当前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其重要程度不亚于20多年前传媒产业所面临的选择。

　　如果没有一个茁壮的新闻教育，新闻业的未来会更加黯淡。这对紧密依赖于公正并准确信息的民主事业和民众们来说，也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我们已经意识到了，随着经济模式的崩塌，传媒公司不可能从其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新闻教育界也不能再按照他们原来的方式去教育新生代。

　　不仅仅是传媒公司需要创新，新闻教育业也同样需要。我们需要从课堂内部开始，采用新的教学形式来带动创新。

　　坦白来讲，仅仅揪着新闻教育来说事儿是很不公平的。这个乱象已经悄悄蔓延到了整个教育机构，无论是盈利的还是非营利性质的学校；它正在影响着从小学到大学范围内所有的教学机构。

　　科技的创新不仅仅让媒体事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也让教育事业遭受着冲击。

　　当然，教育机构的办学宗旨可以多种多样。它可以是研究和学术性质的，可以是为了帮助学生适应社会生活，让他们具备独立能力；这样的宗旨就造就了这些接受过正规教育和培训的学生。

　　然而，正是从这种教育和培训的模式中，笔者看到了最大断层出现的可能。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新闻学学士学位的教育开始实行分类计价。

　　不妨思考一下，譬如像报纸和电视广播这样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方式，对新闻和信息都是实行分类计价。在过去，这些传播方式获得经济价值的途径是，通过提供新闻这种稀缺产品。

　　这个经济模式正是建立在新闻稀缺的基础之上，而新闻教育的社会和经济模式与它很相似；新闻教育是建立在受教育机会，以及学位稀缺的基础上。

　　最初，被授予大学学位的人数目有限；这就让拥有大学学位的应聘者在招聘时具有特殊的优势。尽管一直有这样的共识，新闻学学士学位意味着接受过良好的新闻教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有保证。

　　我们所说的稀缺性是指，并不是每所学校都有新闻项目，而数量更加稀少的学校才具有对它进行认证的资质。这些项目都是以教师为重点，采用一种以“监护教育”为基础的传授方式。

　　假如你所在的是一家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机构，那么你更不可能去让你的核心受众分心，而你们的受众群体往往就是你们所教授的学员。奈特基金会的埃里克·牛顿(Eric Newton)将这个称之为“迟缓交响乐”(symphony of slowness。)

　　对新闻培训机构而言，稀缺性也同样意义非凡；他们主要是根据研究室的成本，或者座位的数量来限制培训数量。然而，科技改变的这一切，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却改变了我们学习的方式。

　　科技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教学形式，同时还有新的高效传播教学经验的途径。科技将营造出一个以学生为重点的文化氛围，对媒体产业而言，科技已经用类似方式创造出了一个更加注重以顾客为核心的媒体产业。

　　新闻已经变得触手可及，随时随地只要读者/观众/用户希望去了解，就可以通过网络或移动设备去获取他所希望了解的信息；这对教育来说，也是一样。学生们可以通过网络去上学，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真的去往某处；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回到学校。

　　那么为什么事物还没有发生改变？

　　近几年，有很多的文章在谈论教育业出现的断层。目前，这些不可避免的改变已经开始冲击着各大高校，正如20年前他们对传媒公司造成的冲击那样。由于当今新闻教育业受到的种种约束，所以他们无法创新。

　　而这样的制度让学生们获得接受最好教育的机会很少，他们仅仅是强迫学生们去根据“教室”可提供的座位去选择课程，而不是从世界最顶级的教师那里做选择。

　　传媒类学校正面临着经济上的挑战：他们能从传统途径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从公众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少。更严峻的是学术上的挑战：世界正改变的越来越快，快到已经超出了教师们的接受能力；而教师本应该是传授学生知识的人。

　　与此同时，在媒体产业和学术团体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对称关系；而且笔者坚信，这个断层线还在不断继续扩大。

　　新闻学学士学位有多重要？

　　为了更清楚的剖析这个问题，本文作者对超过1,975位专业人士和教授进行了调研。大概有42%的调查对象来自学术团体，34%的来自传媒机构，11%是独立或自由工作者，其余的都是学生。

　　当被问及新闻学学士学位对了解新闻的价值有多重要时，95%的学术界人士说，它是“极其重要的”。多于一半的(56%)专业人士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接近40%的差距。

　　当被问及这样一个学位对于学生们的价值，对他们的新闻采集、编辑和出版的技能和能力的影响时，调查结果同样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96%的学术界人士说，这样一个学位对学习技能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59%的专业人士评价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通过上述结果，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各界人士在对新闻学学士学位价值的观点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差距已经大的像一个峡谷。

　　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式，去传授新闻的价值和技能，并且我们所需要教授的知识必须与今天的传媒世界息息相关。

　　哪些东西在起着影响？

　　对新闻培训机构而言，对如何贴近观众、如何教授学生，以及如何评价成功方式的重新构想是机会与挑战共存的。

　　我们需要鼓励教育机构去采用更多的教学方式，使用一切潜在的传达手段——包括演讲、视频、网络、自学以及定向学习等等。

　　斯坦福大学提供大量的在线公开课，是相当具有创新性的一个例子。例如，这个大学推出了关于机器学习的在线课堂，总共有104,000位参与者登记；13,000位完成了这个课程。

　　“在线课程”行动的先驱之一塞巴斯蒂安·史朗(Sebastian Thrun)免费讲授了一门关于人工智能的课程，共有超过160,000进行了登记。这个行动创造出了属于它自己的文化，其中包括一个Facebook群组、一个在线讨论组以及众多的志愿翻译人员，他们将这门课程译成了44种语言让其广泛流传，这个结果是如此让人兴奋。

　　“自从完成了这个行动，我就不能再回斯坦福教书了，”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史朗在1月份参与的一个数字会议上如此说道，“我觉得，这里有红蓝两色的两个药丸；你可以选择吞下蓝色的药丸，然后回到你的教室中，继续为20名学生进行讲座。但是，我已经吞下了红色的药丸，而且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奇妙的世界。”

　　这种培训形式很有效果。

　　近期，“波因特学院”在美国的三所学校完成了一个题为“新闻学导论”的项目；每个波因特教员分享了他/她在这个为期16周的项目中所收获的个人意见。

　　在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其中一个学院主要采用在线课堂，然后在这16周期间为学员们提供指导或者面对面的交流机会。与此同时，密苏里州立大学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对另一组学员教授相同的课程。

　　在课程开始之前和完成以后，对在线学习和课堂学习的两组学员都进行了测试。在学习效果上，采用电子课堂、面对面交流这种混合教学方式的那组学员，比仅接受课堂教学的这组学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由非营利性智囊机构Ithaka S+R发起的一个研究中，他们比较了采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授课的效果，课程科目都是统计学导论，其中一组采用教授面对面教学，另外一组主要通过网络教学；然后，在网络教学之外每周有仅仅一个小时的面对面交流时间。

　　研究结果表明，接受两种方式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一样出色。唯一的区别是：接受在线教学的这一组学院看起来学习地更快一些。

　　这些新的教学方式正在冲击着教育行业。

　　接触过在线教育的学生们明白这个道理，接触过电子课堂的学生们也懂这个道理。超过1/3的美国大学生已经加入到了电子课堂的行列中，而且这个数目还会继续增加。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教育部的一篇新报道表明，大概有53%的公立学校区允许高中生参加远程学习课程。在本学年，大概有1,300,000名高中生进行过远程学习；而五年前，这个数字仅仅是300,000。

　　甚至一些没有接受过正式在线课程的学生，也正在使用着非正式的电子课堂，例如在YouTube上存在关于各种各样内容的视频教程。甚至还有一些像Khan Academy这样的机构，围绕创新教学方式开展出了新的业务。

　　今天的学生甚至一些中青年群体，开始期待创新性的教育；这些学生期待的是一种非监护式的教育方式。

　　世界充满了希望能写出更好文章、讲述更好故事、分享他们经验的人。无论是否拥有一个新闻学学士学位，这些人都是潜在的新闻工作者。

　　“数字徽章”行动可能会为新闻教育带来创新性的发展，数字徽章代表了某人具备的专业技能或其他能力。该教育理念的支持者——麦克阿瑟基金会表示，数字徽章可以作为“成就、技能和兴趣的一个认证标志”。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项目就采用了数字徽章技术；这样就可以通过衡量核心竞争力，而不是通过标准的三学分方式来对项目进行评价。

　　数字新闻教育徽章可以不仅仅显示出接受过的正式培训，同样也可以包含这些非正式的学习，譬如参与过某研讨会、获奖情况及完成的一些特殊项目。

　　上述的这些内容主要展示着个人所掌握的技能，而不仅仅是具体的课堂学习经验。这样就超越了简单的对工作的罗列。这是一个激进的、具有破坏性的创新理念。

　　徽章行动的出发点是，人们应该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去采集有用的、有说服力的个人所学知识的全部信息，而不仅仅是展示他们曾经在某所大学上过某某课程。

　　我认为，数字徽章行动需要被扶持和推广。

　　更为重要和直接的是新闻培训机构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支持这种鼓励参与素质教育的新方式，无论是怎样和在哪儿学习到了这样的知识。

　　笔者希望，全世界的新闻培训机构可以找到一种有效方式，去帮助参与者分享他们的收获，无论是谁提供的培训；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接受新闻学教育。

　　我们需要更多的方式向人们灌输好的新闻所具有的价值，无论是通过新闻平台还是新闻媒介。不管你是为一家公司打工，或者是自由职业者，这都没有关系，新闻教育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在此阶段，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教育上的创新。有些人会做这件事，而另外一些人则会被甩下；是时候让我们抓住未来的脉搏了！(秦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