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光：央视前任掌门人

高中时代的杨伟光

杨伟光审片

　　他是思想敏锐的新闻改革家，他要求“电视新闻稿不要太长，领导讲话可以删”，他提出“把中央电视台建成国际一流大台”，他还说“新媒体的影响力将在2015至 2020年期间超过电视”……他是至今被央视员工想念的领导，在记者采访他前两天，一位央视朋友还向记者讲述了当年一个险被枪毙的节目在他的争取下顺利播出的故事；他在央视的日子，被公认为是央视最好的时光……他是杨伟光，他是央视前掌门，他打造了CCTV的黄金时代。

　　“(85年时的)电视新闻不是新闻”

　　新浪传媒：1985年，您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任中央电视台任副台长，那时广播是老大的时代，那么当时央视的新闻做得怎么样？您去了后是怎样开始改革的？

　　杨伟光：1985年的时候，国内收音机和广播喇叭很普及，所以广播是老大，就跟现在电视一样，影响很大。当时电视机不普及，是奢侈品，很多地方看不到电视。我那时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副台长，被调到中央电视台当主管新闻的副台长，当时就有人说，杨伟光会扛机器么？懂电视么？我说，我不是来拍电视新闻的，我是研究怎么改进电视新闻的。所以我到中央电视台我首先不说话，先开座谈会了解整个电视新闻发展情况，听听记者、编辑们的一些看法。

　　新浪传媒：当时的电视新闻的报道和现在的电视新闻报道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杨伟光：最大区别是电视新闻不是新闻。当天的内容，往往要第二天才播。两个月以后，我们写了一个央视新闻改革的方案，核心是把《新闻联播》办成国内要闻的总汇。我们对《新闻联播》提出几点要求：新、广、快、深、活。我提出央视一定要发正在发生和刚刚发生的新闻，你电视台天天播出，你没有必要等到晚上联播时再播，上午有新闻上午就播，中午有中午就播了。

　　“领导同志的讲话稿太长我们可以删的”

　　新浪传媒：可是电视新闻的制作比广播报纸新闻制作复杂得多，有没有遇到阻力？

　　杨伟光：开始大家肯定有意见，但后来实践的效果好，大家就没意见了。比如中央领导的会见活动晚上六点结束，记者就经常六点从人民大会堂赶回来编新闻，抢当天的新闻，抢在《新闻联播》的7点半前播出刚刚收到的消息，领导同志回到家里，打开电视一看，哎新闻联播已经播了，特别高兴，感觉电视台变化很大。所以后来中央很多活动，都要考虑电视台的需要，领导同志的一些会议，就问中央电视台记者来了没有，没有来，没有来稍等一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了，开始。弄的其他新闻单位就有一点意见了，说太偏向你们中央电视台了。

　　后来领导同志就开始重视电视这一块儿了，我们央视的稿子先单独审。当时我提出来，电视的稿子应该不要搞那么长，报纸可以长一点，所以那个时候，领导同志的讲话稿太长我们可以删的。因为我认为，电视新闻稿太长了，实际上效果不好。那时小平同志也专门讲过，新闻不要太长，后来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也讲过。他们讲了以后，新闻多半都短了，时间一长又依然如故。

　　《新闻联播》晚七点播出，国家重要新闻在七点首发。新闻抢在了别的媒体，包括广播媒体前面。那时广播电台有一个全国联播，是晚八点播，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七点播，广播电台就有点不舒服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新闻是首先在电台发布的，现在变成了电视首发，中央领导批了一些中央要发的东西，也都是在央视的《新闻联播》先发，所以后来广播电台采取一些措施，把原本20点的新闻，改到了18点播出。

　　“这条新闻应该是全世界媒体的头条”

　　新浪传媒：您多次说过央视真正的改革是从93年开始的，之前都是量的变化，那么从85年到93年央视还发生了哪些量的变化？

　　杨伟光：对。85年到93年，有一些突破的东西昙花一现，出来一个好节目大家一听挺好，但接不上。比如说1986年美国航天飞机空中爆炸(美国挑战者号失事)我们放了联播头条。那时候的《新闻联播》国际新闻都是在最后五分钟才有，这条新闻编的很好，编了6分多钟，位置如何放，争议很大。我说，这条新闻应该是全世界媒体的头条，不光是中国人，既然是全世界所有媒体的头条，为什么中国新闻不放头条，我说放头条，就这么定了。结果第二天新闻界就轰动了，认为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改革。

　　新浪传媒：这个举动有没有受到上面的批评？

　　杨伟光：没有批评，说明大家都认可。

　　新浪传媒：那当时电视台和电台的竞争就已经比较激烈了，主要表现在哪方面？

　　杨伟光：时效上面主要是跟广播电台争，特别是在体育比赛。过去那个体育比赛，卫星传送还不发达，电视台要录传回来然后再播，比广播播出要晚一两天。到了1986年汉城亚运会，我带队去的，我说这次一定要超过广播电台，时效性超过他，第一块金牌一定要我们先播出，最后金牌总数也要我们先播出。为了在时效性上超过他们，我们先从电话上下功夫，广播电台它当时的报道要从汉城打到汉城的电信局，再转到北京的电信局，然后打到广电部的总机，然后到中央电台，经过这么多环节。我们租了一个直线电话，韩国一个电话机，北京一个电话机，拿起来就通了，然后告诉有什么消息，及时播出，一下子就把广播给超过了。

　　为了争时效性，那次亚运会，我们还想了别的办法，尤其是有可能得第一块金牌的比赛是自行车，我当时安排一个朝鲜族记者金德显，在终点，韩国人听说他是朝鲜族，特别热情，我说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去了以后跟韩国人搞好关系，借用他们的电话，中国得第一名你及时把电话拨过来。结果自行车我们真的拿了第一，运动员一冲过线，记者第一时间打电话说我们中国队拿了金牌了，多少时间。为了保险，我们跟新华社记者核实一下，可新华社还没收到消息呢。记者又打电话说，确实是中国拿第一块金牌了，我说播，于是第一块金牌就是电视台第一个播出了。

　　包括抢后来的中国队金牌第一的新闻，我们头一天就把金牌第一的图像全部做好了，现场一录像后马上播出，央视的新闻播完以后半小时新华社才发稿，就差这么多，这就叫时效。

　　“《焦点访谈》要与人为善，不要整人”

　　新浪传媒：您一直说央视的改革从93年的《东方时空》开始，您觉得《东方时空》对当时央视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杨伟光：这有一个背景，我是91年当台长，1992年丁关根同志主持中宣部的工作，他提出要抓一些热点问题、抓大家关心的问题。新闻局的局长来找我，他说领导同志提出要抓热点问题，你电视怎么样做要考虑考虑。我听了心里感到有点玄。文革时期，新闻媒体都是只播好的不播坏的，好消息可以播，坏消息是不能播的，批评都不行的。现在你要搞一个热点问题，群众关心的问题，揭露社会问题，那是很敏感的。如果这样，必须要有文字下达，光这么说不行，否则出了问题了又打我们新闻界的屁股。后来93年的春天中宣部就发了个文件，里面就写了新闻界要注意抓热点、抓群众关心的问题。

　　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小组，小组谈节目改革，他们开始提出的题目叫“新太阳”，我说“新太阳”不好，人家会理解成“老太阳”是毛泽东，你们要“新太阳”否定“老太阳”，我要求多想几个名字，后来就选了《东方时空》。我说这个名字挺好，“东方”象征着中国，“时空”寓意时间无限、空间无限，非常有气势，领导同志也觉得这个挺好。然后又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片头，一出来以后，大家都说，哎，中央电视台变了。这中间还有一个争议，这样一个节目放在什么时间播出呢？大家都希望放好时间播。我说，放早上七点，大家一下子炸了。为什么？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早上八点钟才有节目，七点钟是中央电台的天下，《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个名牌栏目，七点谁看电视呀？这是个垃圾时段！大家不能接受。我说：是这样，这个栏目刚开始，我不希望有很多人看。因为啊，批评在我们这个新闻史上是很难的，《东方时空》里面有一个《焦点时刻》，这就是批评性的节目，你们把握不好怎么办？所以重播时间也是安排在下午一点，也是不好的时间段。但是没有想到《东方时空》一出来，哗，七点不看电视的都看电视，观众的习惯改变了。然后过了一年，到了94年，《焦点时刻》这个节目群众也欢迎，领导也支持，觉得挺好。我就提出，在《新闻联播》后面搞一个抓问题的、抓热点的新闻节目，我问新闻中心，你们敢不敢要？如果你敢要，我就把《新闻联播》后面有个15分钟时间段都给你们，我说你们研究一下。这样一个礼拜以后，他们过来找我说要，这就是后来的《焦点访谈》。有人说，杨伟光你本来这么保守，《东方时空》都放在早上七点，第二年又这么激进，直接放到《新闻联播》后面，为什么这样？我说，第一我这个节目的内容和模式，观众和领导都已经认可了；第二，我们做这个节目的队伍，经过一年的磨炼，大体上可以把握了，第一年都是临时招的人，能不能把握好，我们都不知道，过了一年后，可以做了。所以《焦点访谈》就出来了，一直到现在，那时《焦点访谈》的收视率百分之三十几，很高，连总书记、总理他们都看，都赞赏这个栏目。

　　新浪传媒：那咱们《焦点访谈》，有没有踩雷的时候？

　　杨伟光：哪一个说这个节目错了的没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总会有不同的意见，但都不是颠覆性的意见，是希望改进的意见。后来在中南海开了研讨会，我们的记者汇报了情况，也提了一些改进意见，概括成几条，第一就是《焦点访谈》事实一定要是真的，不能搞假的，不准确的东西不行；第二个要与人为善，不要整人，完全是要帮助人家改进工作；第三个是要连续报道，人家改进以后，你要给人家报道，改完就好；第四个就是对一个省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不要连续发(负面)新闻，发一条人家就挺紧张，连续发两条三条，省委书记就坐不住了，所以不要连续地发，不要集中地发一个地方；第五个就是北京开重要会议的时候，省委书记、省长都在北京，这一段时间不要点名道姓地批评哪一个省或者哪一个市，如果是你点名道姓批评了，人家第二天都不好出来了。《焦点访谈》一直就按照这些原则来做，所以没有出过大的问题，没有颠覆性的意见。

　　有一次比较典型的是山东，山东有一个法院院长，又喝了点酒，记者去采访时，他就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怕谁，谁都不怕！”下面人把我们的采访车给放了气。结果记者回来以后，就跟我反映这个问题，问能不能播出。我就问，是真的么？记者说，是真的。我说真的就可以播，后来就播出了。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人大代表说把我们山东人面子丢光了，弄的很紧张，三天把这个领导撤职。新闻改革啊，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度”，我做的这几个事，“度”把握不好都是要被颠覆的。

　　“建设世界一流大台，我们缺钱”

　　新浪传媒：1993年，您还提出了要把央视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大台的奋斗目标，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目标？

　　杨伟光：嗯，那时候我提出了一个目标，说要把中央电视台办成跟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一流大台。台里就有不同意见，说现在不是提建设大台的时候，因为中央电视台当时很落后。而且，这国际一流大台什么样？当时出国的人很少，大家都不清楚。有人就说，我们在国内跟省台比还是高的。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跟省台比，说你中央电视台跟省台比就没意思了，你比自己多容易满足，我们要跟世界大台比，看看跟世界大台比有什么差距。后来我开了三个座谈会，总结建设世界一流大台要有什么条件，要如何建设，归纳了七条，写了一篇文章。可当时团队分歧还是很大，因为那时台里条件实在是很差，结果丁关根同志到中央电视台开观众座谈会时说了一句话：最近看到你们台的杂志，杨伟光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要建世界一流大台，很好嘛，要有这样的气魄。丁关根同志一讲，大家不说话了，建立世界一流大台的目标正式确认。可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台，我们缺钱。

　　新浪传媒：当时央视是一个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单位，很穷，钱从哪里来呢？有自己挣钱的门路吗？

　　杨伟光：挣钱的门路当时只有一个广告，广告费很少，79年开始做广告，一直到90年才一个亿。所以那时中央电视台基本是百分百国家给钱，你要做事情的话，你就必须打一个报告，报告里面由广电部送到财政部，批准以后才能实施。这个报告一个时间很长，第二我们要一百万你给五十万，做事做不完整，买设备要一百万，给五十万就买不来。后来大家就都说要讲改革，电视台是不是可以改？上面同意，电视台改革，国家一年就给你七千万，其他的由你们自筹，多了你们自己用，不用上交，少了国家也不给了，你们自己解决。

　　怎么办？我们就先把节目做好，然后加强广告业务。当时《新闻联播》后面接的是《天气预报》，大家就认为《天气预报》也是联播的一部分，所以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是没有广告的，而且当时那个环境观众对广告很反感。广告部主任就来找我，问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可以做广告吗？如果可以做厂家愿出大钱。我说，这事比较敏感，但我们真缺钱啊。经过研究决定，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30秒广告。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了，目的是得到观众认可，你弄的太长，本来人家反感广告，你又在《天气预报》前面加很长的广告，马上就砸了，我说就加30秒。看看反应怎么样，结果领导和群众都没有反应，这是很出乎我的预料，于是半年以后加到一分钟，也不长，加上当时广告片做的很好，大家也不烦。到了94年，广告部主任对我说，他说天气预报前有13个五秒的标板，有190个企业要，怎么办？给谁？我说给谁都不好，你给了谁，没有拿到的人都会对你有意见，还是招标好，我们公开招标。这个主意出了以后，各方面反应还可以，反正你供不应求，招标这样比较公正。第一个标王是三千多万，第二年的标王是六千多万，到98年的时候，天气预报前和《焦点访谈》前的三分钟广告就招了28个亿。

　　新浪传媒：广告可以带来收入，也容易招致观众反感，您怎么看待电视媒体和广告的关系？

　　杨伟光：广告在国际上有比较成熟的规律，我们以前是节目中间不插广告的，两头插，后来跟国际上接轨，电视剧中也插，这一插观众意见很大，后来又取消了。观众觉得不插好，这样不影响看。这个处理起来还是得有中国特色，中国不能盲目地按国际惯例做，还是要考虑中国观众的意见。

　　那几年的变化我们自己都想不到，90年才一个亿，91年两亿七，92年五亿六，93年是七亿六， 94年突破十个亿，突破十个亿以后日子比较好过。95年二十个亿，我当时就畅想了一下，我说本世纪末，我们中央电视台创收争取到39亿到45亿，大家说这个想象力太强了，不可能，结果96年35亿，97年45亿。这就为中央电视台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

　　“这次一定要把英国人比下去”

　　新浪传媒：有钱就可以有建国际大台的经济实力了。这么多钱怎么花的？

　　杨伟光：到96年的时候拿了8个亿，买了电视设备，最先进的电视数字设备，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的跨越。97年香港回归了，英国的BBC和我们是主要两个新闻单位，当时BBC很牛，说这个(香港回归报道)以他们为主，我说那不行，都是平等的，你多少机位我们多少机位，当时谈判谈得很艰苦，他们不同意。后来我说这次一定要把英国人比下去，我们在北京有新闻中心，在香港有新闻中心，把所有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现场全部直播，72小时连续现场直播。

　　到香港回归前，一个大型的20几辆车的车队拉着我们的设备，浩浩荡荡开到香港，租了一个五百平米的很大的演播室。我说一定要超过BBC，他跟我们位置都在新闻中心，互相挨着。我说一定要把他们比下去，第一我们的设备是全新的数字设备，第二演播室要大，功能要全，第三个要漂亮，请香港最有名的设计师设计，音效非常好。BBC只租了50平米，我们租了500平米，他一看不好意思了，退掉了这个房子，跑到别的地方，新闻就变成了主要是我们提供，我们还有各种语言的资料都可以提供给各国电视台。这就彻底把BBC威风打下去了。这是一个实力的比较，如果没有96年35个亿，没有这个实力是想做也做不了的。

　　“(企聘员工)思想负担不要太重”

　　新浪传媒：您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台里有多少工作人员？您是怎么解决人才招聘这个问题的？

　　杨伟光：1985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只有一千人左右，我们每年都增加人，每年都感觉人手缺。电视台要发展，但是没有人，不可能增加编制，怎么办？我当台长以后就想采用新的招聘机制，跟上面的领导汇报，我们中央电视台想自己招人，不是采取招进来就是正式职工，而是招进来你先做，做得好你留下，做得不好就离开，招进来的这些人的工资、奖金、医疗等开销，不用国家给钱，我们自己负责，领导同意了。

　　我们首先在新闻部试点，实行新的体制，你《东方时空》的广告费首先归你用，台里给你启动资金，启动之后你要把广告做好，归你们用，用不完交台里，不够用台里不给了。你自己去招人用人，盈利了台里监管，监管执行。这样规定下来，这些招聘进来的人，基本是靠栏目的广告费的收入，基本工资很低，但跟业绩挂钩实行奖励。一个节目发多少钱，两个节目又多少钱，上不封顶。节目还要评等级，如果做了一等奖的节目奖金很高。像白岩松、水均益、王志都是那时候通过聘用招进来的，做得好留下来了，白岩松他是中国广播报的一个编辑，他在那工作不太安心，(到央视)打零工一样试一试，试一下不错，留下来吧，水均益是新华社的，他开始也试一试，也是新人，经过两三个月觉得不错就留下，不适应工作的就走了，很自由。

　　新浪传媒：现在央视大部分职工都是企聘员工，他们在台里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平台，但内心深处依然比较忐忑，因为电视这个行业比较辛苦，到了将来干不动的时候怎么办？

　　杨伟光：企聘算工龄的吧，我们的用人制度和劳动法都要有完善的过程，每个人的事业都是靠自己去开拓去实践，凡是有作为的人，都会有好的事业，应该是这样。这个岗位就你了，有些人成功了，可有些人没有成功，要走成功的路就要付出，思想负担不要太重。

　　“(新媒体)的影响力会超过电视”

　　新浪传媒：您在央视十年改革，奠定了中央电视台在媒体的江湖地位，近几年网络媒体发展非常迅速，可以说现在整个传统媒体都在面临新媒体的挑战，像中央电视台它应该怎么面对这种挑战？

　　杨伟光：前几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新媒体将逐步成为主流媒体，事实上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报纸、杂志，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广播应该是主流媒体，九十年代到现在电视是主流媒体。现在电视和新媒体的关系，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播和电视的关系，广播影响力逐步下降，电视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现在新媒体和电视也处于这样的时期，新媒体的影响要逐步上升，电视媒体影响力要下降。但是传统媒体是不可代替的，新媒体把代替消灭了那不可能。但新媒体的影响力我估计到2015年或2020年前后，它的影响力会超过电视。

　　新浪传媒：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电视台，它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保持优势，起码保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优势？

　　杨伟光：现在电视台应该凭借着自己的优势，一个节目优势，一个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积极去占领新媒体。中央电视台也有网络电视台、网站，但是它的主体还是放在了电视方面，其实应该研究新媒体的特点、新的节目形式，那些东西现在研究得不够。要利用自己现有的优势，人才的优势，节目优势、资金优势，逐步加强新媒体，如果做得好仍可以保持主导的地位。电视台对待新媒体不用紧张，但是你要去做。我们现在只是形式上有了，但是没有下力气研究新媒体的特点。

　　“中央电视台应该要有中国的特色”

　　新浪传媒：前段时间有个马赛克事件，意大利一些雕塑来展览，央视新闻在大卫裸体雕像私密部位打上马赛克，年轻人和网友看到后认为做得不太好，您怎么看这件事？近几年部分网民对央视的形象有些议论，您认为央视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形象？

　　杨伟光：这个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中央电视台应该要有中国的特色，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但也要有国际化的眼光。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东西我们要很好地研究，但是世界各国的文化，我们要接触，也要介绍，要让我们的国民了解世界，要用国际化的眼光来办台。要继承自己优秀的文化、优秀的传统、优秀的历史，但是我们也要融进世界，中国现在已经不可能不融进世界，既要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又要吸收外国优秀文化。

　　新浪传媒：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掌舵者，您的手里曾经出现过央视黄金的时代，您觉得“制胜秘诀”在哪里？

　　杨伟光：最关键、最核心的地方，在于“度”的把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谈新闻报道中的“度”》，你可以参考一下。

　　“新闻媒体既要当党的喉舌，又要当人民的喉舌；既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既要多种声音，又要有主旋律；既要及时报道党和政府的部署，又要从实际出发，不大轰大嗡；既要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又要揭露腐化堕落和违法违纪现象；既要批评、揭露，又要获得积极的效果；既要讲成绩，又要谈问题；既要讲光明前途，又要不造成盲目乐观情绪；既要讲改革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又不要造成人们的期望值太高；既要讲忧患意识，又不要使人丧失信心；既要有明确的宣传目的，又要十分讲究宣传艺术；既要有宣传意识，又不要有宣传味；既要敢于抓热点，又要缓解、分流热点；既要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又要遵法守纪、注重职业道德；既要舆论监督，又要监督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