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政法部副主任杨文学

　　4月24日下午，新浪传媒邀请央视《焦点访谈》著名调查记者曲长缨、《京华时报》政法部副主任杨文学、《法制晚报》主编吕玉刚 、《财经》杂志记者谭翊飞、《南方周末》记者刘长做客第五期论坛， 讨论如何做调查报道，调查记者生存现状。以下为《京华时报》政法部副主任杨文学发言实录

　　杨文学：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要懂得拒绝

　　我希望有一批专门做深度调查的从业人员，因为这个出来的质量从深度到影响到选题都应该比较精品，把这种好的选题让优秀的新闻人去做，能呈现给读者的新闻作品应该是更好的。

　　我说一个我做过的调查报道案例，2002年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线索，是一个电器公司的维修站员工，他和公司发生了纠纷，就向报社曝整个内幕：返修机反新送出去。我也调查了一下，当时越采访感觉这个事越深，因为整体的彩电行业整个成本压价已经非常低了，形成了恶性竞争的观念。

　　这些翻修的东西怎么办，顾客不知道，以为买的是新机呢，实际买的是返修机，不止一家电器公司这样做。当时我把这个选题报到报社，领导也特别重视，因为这个做的比较扎实，我当时第一想做的要准确、要扎实，因为报道如果不扎实对企业本身杀伤力也很大。因为有人曝这个线索，我就去了客户家，他买的电视还没打开呢，维修人员告诉他，正常出厂有一个记号，你要改过就得用改锥螺丝刀去动，一动一块红漆，只要一维修这个漆肯定没有了，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结果到现场看了，包括编号，那个机器里边的配置编号还是不一样的，打开以后有些新的部分、旧的部分明显不一样，我们做了整个的所谓取证，把证据保存的比较好。但是我想这个事情不能不采访厂家，厂家还要有一个说法，是维修站单独的行为还是厂家授意的，这个性质还是不一样。

　　给厂家打了电话以后，对方没有什么回应，到晚上，方方面面的关系就托过来，我正写稿，也是很好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不是在写某某电器的稿子，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本能的说，是的，什么事。他说，厂家北京区的老总，想见个面。我说见面没有问题，正好有一个问题要问他，但是要把先前的稿子写出来。他说别写了，出来见面。我说肯定不行，第一，这个事情已经报上去了，不是我一个记者决定的，版面已经备好了，有什么事情再沟通，我写完再找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报社补充。

　　我稿子赶完就去跟他见了面，厂家老总明确表示要将一年工资给我。当时那个老总的工资一年差不多10万-12万。我2003年买房子才20多万，按当时的房价，基本上价值半个房子(当然是小房子)。从钱上讲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是我确实当时没想过这个钱在当时的购买力有多大，也没有那个意识，我拒绝了。文章还是报道出来了。

　　第二天市场上找不到《京华时报》，整个被恶意收购。报纸是谁收购的，最后报纸去什么地方了？我们报社成立一个工作组，包括编辑、领导、记者，加派人手，期间我们接到了无数个线索，给我们指了三个地方，说这些报纸最终被收集到这些地方，于是我们分了三组就去了这三个地方。发现一批一批人过来往上搬报纸，当时没有任何设备，你不能拿相机，而且我们摄影记者微型相机都没带，带着长焦的单反也不能拿出来。虽然这样，我们第二天还是报道了并且直指这个厂家，并称记者把所有的相关证据，录音、视频都保存，(事实上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远远的拍了一些照片，工人搬报纸，但不能证明就是《京华时报》)。这是一个心理战，一旦对方确实做了这个事，他就不敢跳出来。通过这个报道，《京华时报》当时是日广告额第一次突破100万，这是创刊时间不久，01年创刊，02年发生这个事，发行量当时涨了3万多份，影响是特别大的。

　　无论做什么，一个记者，每个人都是个体，需要一个好的平台，为什么我觉得一个媒体平台特别重要，一个是资源平台，像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平台特别大，能够介入一些东西也是特别好。另外还有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领导的建设，他对你的报道、对你的记者是不是支持，甚至可以说是不是尊重，有的用自己的关系是不是一句话就能把你毙掉，这个非常重要，尤其咱们入行的时候遇到一个好领导很重要，实际遇到一个好单位确实也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