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媒体秩序

　　周庆安

　　新世纪的头十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使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秩序”的变化。而全球媒体秩序的变化，其实要比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更快。

　　媒体秩序的变革不是独立的，它非常依赖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国家决定了话语权，个人决定了传播能力。在媒体秩序方面，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用手指投票”，买不买报纸、调不调遥控器，点击不点击鼠标，都有可能完成媒体秩序变革的第一步或者最后一步。

　　在这个历史时期，推动全球媒介秩序变革的，既有旧因素，又有新因素。

　　旧因素是指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比如，“金砖国家”的兴起使得这些国家的媒体依赖国家整体实力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尤其是在日本大地震、海啸、核事故，以及利比亚国内冲突等2011年度的重大新闻中，以中国媒体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媒体，在报道的力度、记者的活跃度和新闻的平衡性方面，都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新因素则是指媒介技术变革，个人话语表达活跃度。这二者在2011年都出现了新的态势。媒介技术的变革，把网络媒体的交互性和彰显性摆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社交网络不但在娱乐上成型，甚至在西亚北非政治变局中成为一种力量使用的平台。当然，没有愿意表达的人，就没有粉墨登场的媒体。

　　看待当前的国际舆论和全球媒介秩序，变革可谓无处不在，最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话语权从独享到分享。从传统意义上看，发达国家的媒体巨无霸，一度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掌控者，他们不但通过新闻报道，而且使用电影等文化产品占领市场。他们曾经独享话语权，但如今，话语权的分享已伴随着传媒市场的竞争悄然出现。这种话语权的分享，当然也冲击了发达国家既有的新闻报道。今年9月11日是“9·11”事件十周年，与十年前相比，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的独家性和关注度都遇到了更多、更广泛的竞争。因此，美国的《时代周刊》最终选择以大量的图片报道作为报道主体，仅附上三篇正文。以图片剑走偏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竞争的激烈。

　　其次是话语秩序从二元到多元。二元的话语秩序，指的是冷战后在全球媒体中也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阵营。如今，话语秩序的多元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网络。一方面是网络得到话语权不仅冲击传统媒体的政治和外交报道，而且冲击了相关的具体工作；另一方面是博客报纸的集团化形成。2011年，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博客报纸《赫芬顿邮报》风靡走俏，给《纽约时报》等媒体带来了致命的压力。甚至有消息说，《纽约时报》打算在2015年停印印刷版，改为完全的电子报纸。无论消息真伪，答案其实并不重要，人们只要知道传统主流媒体已经俯下身来，这就够了。

　　再次是媒介治理正在日渐显现。从目前来看，全球媒体秩序变革的一大特点是，“殖民式的政治议题”在向“发展式的公共议题”转变。殖民式的政治议题仍然存在，比如媒体对利比亚问题的高度关注，但是发展式的公共议题，则更重视全球范围内的问题。今年，在国际报道中，非洲的粮荒成为热点，2009年和2010年，两次全球气候变化峰会成为热点，欧洲债务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成为热点。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媒介用自己的内容创造了一种治理方式，参政议政并且试图改变全球政要每天议事日程的列表。

　　其实，变革的原因有很多，变革的形态也有很多。媒介秩序的变革，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秩序和世界观的变革。但是媒介秩序的变革从来没有开始的那一天，也从来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来源：2011年10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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