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六月二十一日电:“费改税”势在必行，但困难和阻力却 不可低估。中国有关部门一直在强调：“费改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坚持平稳推进的原则。

　　同时，有关人士亦指出，税费改革的有利条件也不少，对改革前景应 该充满信心。

　　“费改税”之难，在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的过程中可窥一斑。尽管人 们对交通车辆实行“费改税”的方向深信不疑，但取消养路费开征燃油税 在操作中面临的诸多难点——如何避免增加农民负担、确保多增收入真正 全部返还给农民，如何防止征税之后乱收费死灰复燃，以及如何界定中央 和地方税收分成等，一直都没有找到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正因为操作方 案的难尽人意，公路法修正案两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均未获通过， 改革的进程也不得不延后。

　　因此，有财税专家为“费改税”归纳了“四难”，即难定（定位改什 么）、难改（怎么改）、难管（改后征管难度大）、难分（利益关系难分 ）。

　　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贾康博士认为，分析转轨时期预算外、“制度外” 收费膨胀的成因，有助于认清“费改税”在实践过程中的困难，并据此采 取妥善的应对方案。

　　据他分析，中国收费膨胀的成因极其复杂。首先，改革初期，有限的 预算内资金无法承担全部启动经济的重任，各级政府势必要多渠道筹资。 其次，分权式改革连带出了事权财权化意识，激活了原先受压抑的局部利 益，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总是试图通过多渠道筹资扩展事权， 尽可能扩大不纳入体制约束的资金。再次，合法税源流失严重，导致预算 内资金增长乏力，迫使各级政府通过非规范之策筹措预算外、体制外资金。 另外，政府各部门在本位利益驱动下，往往通过扩张可自行支配的预算外 和非预算收入，来寻求福利最大化。最后，变革的环境使得公共产品边界 模糊漂移，为巧立名目增加收费提供了可乘之机。

　　贾康指出，正因为成因复杂，在“费改税”的实践过程中，实际操作 就更具难度。例如：首先必需解决“税”与“费”及合理收费与乱收费范 围的界定；收费体制的改革必需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同步 进行；“费改税”还涉及大量税收立法的问题，如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赋予 和收费项目的依法设定等。同时，“费改税”在一系列管理和技术操作上 也有很大难度。

　　不过，专家们一致认为，在“费改税”面临的诸多“难题”中，调整 沿袭多年的既得利益格局无疑是难中之最。中国人民大学的高培勇教授指 出：古今中外凡是触及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从来都是难度很大的。因此 可以预见，“费改税”要比其他改革遇到的阻力更大，其困难程度甚至超 过一九九四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因为当时改革涉及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之 间的纵向关系，而“费改税”触动的利益关系，还包括政府各部门之间的 横向关系，政府部门和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部门内部人员的 问题。

　　不过，高培勇强调，“费改税”在中国的推进尽管很难，但实施这项 改革仍有很多有利条件：

　　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只要全国上下统一认识，统一步调， 包括“费改税”在内的各种改革都会最终完成。

　　其次，中国在这方面曾有过成功的先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各地 的税收制度很不统一，有老解放区各个革命根据地沿用下来的各自单独制 定的税制，也有新解放区实行的五花八门的税制。随着一九五０年一月《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颁布，一个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很快建立起来，并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

　　第三，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政府机构改革。随着机构精简和人员分流， 原有的收费主体会趋于减少，行政管理费的负担会趋于减轻，“费改税” 的难度会相应缓解，回旋余地会相应扩大。

　　为此，财税专家强调：“费改税”应在保持政府现有收入规模及其基 本分配格局前提下平稳推进，既要积极地保证其顺利出台，又要稳妥地化 解阻力，以便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