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22日 第3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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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并不知道,当你因为感到抑郁,走进精神科医院寻求帮助时,坐在你对面的医生,很可能自己也是一位病人。

也许你并不知道,在中国,作为抑郁症患者最重要的“拯救者”,这个医生群体加在一起只有2.04万人。

也许你并不知道,这个医生群体因工作压力、收入等问题,几乎在医卫领域里处境最艰难。他们中的不少人需要长期服用抗抑郁类药物。

一位就职于北京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医生向新浪透露,在他们这个200人的医院里,需要服药的医护人员就有几十个。

潜伏在人群中的患者

“我们和心理医生不是一回事。”在北京一家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里,28岁的马媛(化名)一听到“心理医生”这个词,就有些着急。

白净的脸庞加上一头清爽的短发,让她在这所陈旧的走廊里格外醒目。作为一名刚入行不久的精神科医生,她时常需要强调自己是2.04万人中的一员。

这的确很有必要。在中国,目前从事心理治疗的就业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正规医学院毕业的精神科医师,另一类则是通过各种培训和考试,获得心理咨询师认证的社会人士。

虽然同样以拯救抑郁症患者为己任,但几乎没有一位科班出身的医生,愿意与后者混为一谈。

事实上,因为门槛过低,大多数获得心理咨询师认证的从业者,并不具备最基本的诊断能力。不少人甚至一度将心理咨询视为“动动嘴皮子”、“靠嘴混饭吃”的职业。更有人向媒体透露,只要培训12天,便可以拿到初级资格认证。

这让马媛十分痛苦。“我们是学了将近20年,才有资格和能力去做诊断治疗的,但现在社会上对我们却往往缺少尊重。”

在她看来,正是这些半路出家的心理从业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神科医生的口碑,更让不少抑郁症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在国外,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

最初的症状往往是失眠:“感觉有一个士兵把守在睡眠的城门口,当睡意来临,就用长矛捅向心脏,把睡意惊走”;然后是身体的不适,头痛、头晕、注意力无法集中,没有食欲,思维迟缓,做任何事情都犹豫不决。明显觉得自己变傻了;到最后,“世界变得黑暗扭曲,再努力也感受不到任何美好,想什么都想到死……”这是一位抑郁症女孩跳楼自杀前留下的遗言,冷静、清晰、痛楚。

在今年5月9日的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3000万人,仅有10%的人接受过正规治疗。如果按照6.1%的抑郁症患病率来计算,有抑郁倾向的总人数可能会超过9000万。

数据不容乐观。在2010年版的《精神病学》中曾提到,抑郁症的自杀风险是19%。也就是说,每5个抑郁症患者中,便有1个人尝试自杀。

难以获得尊重的医师

马媛是在2010年决定成为一名精神科医师的。

她记得当时的统计结果是: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其中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40%患有抑郁症。

5年临床本科毕业后,马媛相继体验了皮肤科、内科等科室,最终她报考了北京某精神病专科医学院的临床型研究生,并以360分的总分,获得了复试机会。在所有考生中,这个成绩排第二。

与工作后每天接触抑郁症患者相比,考研的经历,是马媛在过去4年里难得的美好回忆之一。

复试并不轻松。进行了15分钟的英语听力测试后,她要一口气答完UK测试、职业倾向测试、心理测试三分试卷。

“UK就是按照口令,最快速度做一些10以内的加法,通过计算,来测试你的心理是否健康。职业倾向测试类似网上的智商测试,找数列和图形的规律,心理测试就是回答一些问题,例如:‘你最近睡眠好不好?’”

马媛仍然记得,有一道题目是:“你觉得你最近的性能力跟以前一样好吗?”

那一年,这家医学院的录取率为10%。

尽管机会来之不易,马媛却很难将自己的工作与精英文化挂钩。在病房学习了两年后,按照惯例她今年被安排进了开药门诊。

在这家医院,这是级别最低的门诊。和其他精神科门诊不同,开药门诊通常并不需要与抑郁或精神分裂症患者详细交谈,医生只需要根据病历,为患者开出最适合的药物。

对于年轻医生来说,这极大地降低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几率。但即便如此,马媛还是经常要忍受患者的咆哮。

“可能是我的命比较烂吧。”马媛还记得不久前的一次经历。那是个中年男人,当马媛礼貌的和他打招呼时,对方并没有任何回应,只是拿出病例,不停地催促她赶紧开药。

通过病历,马媛发现这是一位抑郁症患者。

这在精神科并不罕见。随着抑郁症患病率的上升,目前抑郁症患者在精神科门诊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10%上升至50%左右。特别是那些学历高、地位高的社会精英,成为了抑郁症高发群体。

有专家曾分析过原因,机关里的领导、企业中的老板、高职技术人员等人群,有做事认真、敏感多思、工作紧张的特点,遇到负面情绪时,为了“面子”、“尊严”乃至“进步”,强扛着压力,尽管内心痛苦压抑,外表却若无其事,甚至面带微笑,不愿向人倾诉。可是“微笑”过后,涌上心头的是更深的寂寞和孤独。“人前坚毅,人后沮丧”的恶性循环日久,一些人便患上抑郁症。

马媛并没有听从患者的要求。虽然只是一位开药医生,但她知道在抑郁症目前在中国的误诊率很高,识别率不到30%。

病历上的日期表明,据他上一次来做诊断,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年。通过观察,马媛认为他的病情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他这次不是抑郁,是狂躁。”

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状态,“如果我给他抗抑郁药物,很可能会加重他的狂躁。”一番考虑后,马媛拒绝了患者的要求,在简单介绍了抑郁与狂躁的区别后,她建议患者去隔壁的普通诊室,重新做一次诊断。

对方的情绪瞬间失控。“你为什么不给我开!”他一把拉开了身下的椅子,直起身子冲马媛大吼。

“社会上对我们这个学科误解太深了。他把医院当做药房了。”马媛的眼眶有些红了。因为精神科目前没有明确的客观诊断标准,所以在大多数抑郁症患者眼中,精神科大夫很难得到像外科或内科大夫一样的尊重。“现在还是以面对面交流的精神检查为主,不像其他科室做CT或者拍个片子,就能很清楚地把病情和你讲清楚。”

马媛也想过放弃,特别是当听说一个又一个精神科医生倒在患者的拳头下时。她的男朋友,同样曾在这家医院就职的一名精神科医生,已经脱下白大褂,去了一家医学网站成为了一名编辑。

但马媛决定对自己要狠一些,她希望能通过深造,尽可能地改变现状。2012年,她开始攻读精神科的博士生。这也几乎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而对于“金眼科、银外科”的说法,她早已看开,“精神科还是最适合我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选择错误的地方,也许是我高考时就不该学医。”

“极度紧缺的诊疗资源”

如果坚持下去,马媛的未来并不难想象。

作为一名精神科的主任医师,李小萌(化名)觉得小师妹会成为另外一个自己,行走在这条“也许会慢慢变宽”的路上。

上午8点到12点,诊室的门一打开,李小萌便很难停下来,连上趟厕所也要跑去跑回。在4个小时里,她通常要接待15—20个患者。赶上全天门诊,这个数字还要翻番。而即便是再小的诊断,李小萌也要花上10分钟来了解病情。

但回报并算不上丰厚。李小萌的普通号收费5元,最贵的首诊号是20元,“这是80年代的收费标准,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改变。现在就算剪个头发也要20块钱啊!”

按照每个号20%的提成,一天下来,她的收入比理发师高不了多少。

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的院长杨甫德表示,目前精神科医师的收入甚至不到其他医生的一半。“具体数据公开发表的很少,但我们私下交流,大概只是同级综合医院医生收入的1/3—1/2之间。”

不能与大型设备挂靠收费,被认为是精神科医生收入过低的原因之一。

与动辄上千元的核磁检查相比,目前与精神科有关的检测,只有眼动检测、心电图、麻醉分析、检查问卷等少数几项,其中最便宜的4元,最高的不过60元。

难以分到高新设备的红利,也让大部分城市不愿在精神科医院上有所投入,与综合医院相比,地区差异更加明显。

2010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精神科开放床位总数是22.8万张,人均床位密度是1.55张/万人,远低于4.36张/万人的世界平均水平。总体不足还伴随着严重的地区发展失衡,在河南、宁夏、河北、甘肃、青海5省份,平均每万人拥有不到1张床位。此外,中国2/3的县没有精神科医生,不能提供精神医疗服务。

宗师的疲惫

即便是站在精神科领域的最高处,幸福感也难提升。

作为中国屈指可数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张适(化名)不仅要感受忙碌与收入与的巨大落差,更要承受工作给心灵带来的创伤。

在马媛和李小萌眼中,张适是中国卫生界堪称宗师级的人物。他的特需号也一直是票贩子手中的香饽饽,开价都在上千元。

但如果不经人介绍,你很难把眼前的这位中年人与成功人士联系起来。

作为一名行医29年的精神科博士,张适直到今天也没能拥有私家车。位于北五环外的一套经济适用房,是他在北京仅有的房产。

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张适都有特需门诊。通常情况,他只接待4个病人,平均每人1小时,每个号为300元,再加上60元的心理治疗费。这在北京的三甲精神科医院里,已经是最高的收费标准。

和其他医生不同,张适主攻的是心理治疗方向,主要通过与患者的交流,来治愈对方的心理疾病。“稍微专业一点的说法就是,心灵和心灵之间的对接。”

“简单地说,就是感受着病人的感受,在最痛苦的地方,跟着他一起痛苦,同时一起拿着手电筒向里面照去,在他生活的黑暗中,去寻找希望。”

张适说,想要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就必须虚拟进入到患者的生活角色里去。“如果你能进去的话,你的心灵和对方的心灵才能是共振、同步的,也就是同调,就像我们说的情调,心灵要有一个情调,高兴着他的高兴。”

当然,患者能与张适分享的快乐并不多。“对于一个向你寻求帮助的人来讲,同调共振着的时候,他往往传来的都是焦虑、抑郁、愤怒,所以这时我们不仅要感受他的痛苦,还要去容纳他的情绪,就像倒垃圾一样,让他扔下一些东西。”

对张适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有点麻烦的是,在心灵对接时,如果你自己的心灵有一个解不开的痛苦,而这又恰好也是对方心灵的痛苦时,当他把这个敏感点,向你传来时,就会一下子把你击中,甚至会将你撞击到麻木、瘫痪、痛苦、失去工作能力。”

为了避免这样的意外发生,张适需要尽可能让自己的心灵保持洁净。但在医院里,允许他休息的机会并不多。

因为不能从药物和床位为医院盈利,像张适这样的专业心理咨询几乎不能给医院带来收入,“每个月的挂号诊疗费加起来,和我的工资差不了多少。”

“像我们医院,上级拨款仅占总收入的5%—10%,剩下的90%都需要医院自己想办法。如果像我这样不挣钱的医生多一些,医院就要关门了。” 张适笑言道。

为了给医院创收,张适除了特需门诊外,还要经常坐进其他的门诊。就在采访的当天,他还在下午看了10个病人,每个号14块钱。

“其实到最后,我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还是要硬撑着对自己说:‘还有一个病人没看完,再跟他多说几句话。’”

为了缓解压力,张适在每天吃过晚饭后必须睡上一个小时。“再睁开眼的时候,就会离那个工作的记忆场景远一些,心理上也会远一些。”

但也仅仅是远了一点儿。在国外,每个医生做心理治疗会谈的时间有着严格的限制。“每个星期,不会超过16人次,每次不超过1个小时。如果超过了这个量,就是再健康的心灵,也会扛不住这些负面的情绪。”

张适显然已经越过了“安全线”,事实上,就在采访的当天,他的脑海里还总会浮现出几天前的一个病例。

那是一对母子,儿子今年28岁,研究生毕业。不久前他告诉母亲,自己是个同性恋,并且已经出柜。

“妈妈是位单身母亲,好不容易的一个人把孩子才带大,所以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说:‘你就是观世音菩萨,求求你一定要治好我的孩子!’”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在取得同意后,张点了一支白沙烟,又重复了一遍母亲的话。

这是一包4.5元的白沙烟,几乎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一种。

张适没有注意到向他投来的惊诧。也许他正在尝试着忘掉母亲的哭声,也许他很想知道这位救苦救难的神仙,在普度众生后,是否也会感到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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