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国家都释放出了给富人加税的制度信号。如果不加税，政府债务危机就无法化解，如果向中产阶级加税，势必影响内需和加剧民众不满，如果减少教师和医生的收入，就会对长治久安带来损害，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富人税，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办法可以在短期内完成减赤目标，实现收支平衡。

于是，除了法国之外，从2013年开始，美国将向个人年收入高于40万美元或家庭年收入高于45万美元的富裕人群增税，该收入群体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将从现行的35%提高到39.6%。

当然，外国的富人们也不会坐等税收。“移民”成了法国、美国许多高收入人群的无奈之选。

法国著名影星、“大鼻子情圣”热拉尔·德帕迪约加入了俄罗斯国籍。先前有报道称，他此举是为了逃避法国高额个人所得税。

法国首富、路易威登奢侈品集团(LVMH)董事长伯纳德·阿诺特去年9月被曝已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分析家们一致认为，赶跑他的元凶，是法国奥朗德政府气势汹汹的“富人税”。

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放弃美国国籍，长期居留新加坡，同样也是为了避税。

在我国，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富人税”能否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呢？中国会不会实行“富人税”？

巴菲特抱怨说，美国最富400人的平均税率在过去17年从26.4%减少到了19.9%，但却只字不提尽管税率降低了，最富400人纳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却几乎翻倍了。此外，根据美国国税局的统计，在过去30年，最富1%的人群的纳税比重，总是与最高税率成反比。历史和数据都清晰地说明，税率越高，税种越多，富人缴税越少，经济也越萧条。

向富人加税，最终伤害的还是“穷人”，也就是中产和无产阶级。因为富人有太多的手段来降低或转嫁税负。

当个人税太高时，富人可以将钱先留在公司，而穷人却只能拿到缩水了的工资单提高公司税，富人可以开源节流或转移投资方向，而穷人却面临裁员和降薪交易税涨了，富人出租房产房产税来了，富人提高租金。简单来说，富人可以通过转嫁税负、转换投资组合、改变分配时点、甚至改变国籍来降低自身的税负，而穷人却注定是任何税收的最终受害者。

比如，法国征收“富人税”，会让经济中坚力量的富人缺乏安全感和积极性，影响投资和经营的热情，会导致就业的下滑。有人说，计算下来，一年要交的税都可能超过年收入，谁还愿意再干呢？“富人税”会加剧富人外逃，会让更多人失业。

再如在2007年中国开始严格清算土地增值税时，我们也在讨论怎样才能使土地增值税成为精确打击高房价的利器。毋庸赘言，看看今天的房价，就知道土地增值税对房价的调控结果了。至于呼之欲出的房产税，究竟能够起到调控房价的作用，还是会将成本再次转移到穷人身上，我们不得而知。

像法国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给富人课重税以取悦穷人，是比较容易获得喝彩的，因为富人毕竟是社会的极少数，每人只有一张选票，而穷人人多，选票也多，向富人征收重税，更能够得到穷人的选票支持。但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富人们或者与权力紧密地结盟，或者本身就是权力的化身，这种不利的税收政策显然也很难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