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4月15日 第3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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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以来,“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就进入了无止尽的预热当中。

这个已经提出了十年的概念,在北京“大城市病”和河北长期“灯下黑”的困扰中迎来了突围临界点。

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打破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旧疾,而非产业转移。

北京:治疗大城市病?

人口集中、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公共资源紧张……北京“大城市病”日益严重,加速了“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要走区域共同发展的道路来解决北京过度集中、过度膨胀的问题。

“人们不一定全进北京城,但要享受到与北京一样的公共服务和工作机会,互联网为城市区域化提供新的机遇。”陈刚说。

为治疗首都“大城市病”开出的“京津冀一体化”药方,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

不过,有的学者却提出相反观点。

重庆邮电大学大焕城市化战略研究院院长童大焕指出,人口往大城市集中才是城市化真正的内在规律,分散发展或会适得其反。

童大焕援引QQ大数据指出,根据8亿活跃用户数据,2014年年前离开北、上、广、深四座城市的人口为1070万人,年后进来的人口数量是1904万人,除此之外,每年还有727万大学生,毕业后又有很多人会留下。

“世界上,往往是20%的工业化率对应80%的城市化率,剩下的是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前提是人口聚集,如果把人口分散,会是什么效果?中国穷的地方会穷到什么程度?”童大焕说。

也有专家指出,北京不会轻易把能给自己带来巨大GDP收益的高科技企业拱手让给河北,如果北京要单纯的甩包袱,迁出对北京的宜居造成严重污染的落后企业,河北也不一定会接受。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华南城市规划院院长胡刚说:“公共资源不均衡问题是很多人的后顾之忧,不把这个落差解决好,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疏散很难。”

河北:消除“灯下黑”?

“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这一次再被翻炒源于一则保定将成为首都“政治副中心”的传言。

3月19日,《财经》报道称京津冀三地达成共识,确定将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的首选地。未来将有一批国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率先搬迁至保定。

传言一出,被誉为“首都南大门”“京畿重地”的保定吸引了各方资本的眼球,房价、股价高调先涨。

随后,这一传言经过专家置否、媒体辟谣、官方否定的过程,就在将要冷却的时候。

3月26日河北省发布《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保定市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

这从比较暧昧的角度坐实了之前的传言,让此前各种否定略显矫情,而这种暧昧的表态,让人们对保定的热炒升级到了对整个“京津冀一体化”的关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京津冀如何协同发展?“首都经济圈”建设的概念逐渐清晰。

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正在研究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相关规划,规划范围包括京、津、冀。

但是,“首都经济圈”是否能够带领“灯下黑”的河北省的经济崛起呢?

北京和天津聚集了很多的稀缺、优质、政策资源、对河北造成夹攻之势,让河北形成典型的“大树底下不长草”现象。

2013年,北京GDP为19500.6亿元,天津市GDP为14370.16亿元,而整个河北省的GDP为只有28301.4亿元,细分到具体的城市,则与北京、天津差距明显,以保定为例,保定在同期的GDP为2680亿元,与北京相比差了6倍。

“借力发展”一直是河北省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在“京津冀一体化”概念之前,就出现过多个类似概念。

如“首都圈”、“环渤海经济圈”、“环京津战略”、“两环开放带动战略”(两环是“环渤海”、“环京津”)、“首都经济圈”、“京津冀都市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等。

从上个世界80年代开始,河北就一直在研究各种“环京津”、“环北京”的方案,只不过,无论是借力北京还是借力天津收效都不大,从来都是京、津、冀发展层次分明,双向受益黯然失色。

那么,这一次再提“首都经济圈”,又会成功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定作为“副都”传言同时提出部分高校迁往保定。保定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建设高等教育功能承接区。

这一点,保定的省内邻居廊坊14年前已经先行先试了,但进展尴尬。

位于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中国第一座大学城“东方大学城”,这座大学城建设最初的蓝图是廊坊位于北京和天津中间,建一座大学城,再建好配套,就能将北京和天津连成一体。

从开城时的7所大学,到鼎盛时的30多所大学,到如今仅有9所大学,周边已经建起了高尔夫球场,曾经熙攘的大学城早已没了当年模样,而对于它连接城市纽带的期望,没人再提。

那么,廊坊努力了14年都没有成功,保定就可以吗?

经济学家赖伟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离开北京就意味着放弃北京福利,而且机关事业单位、二级研究机构之间的工作联系紧密,如果搬迁,不仅会造成工作上的不便,而且会大大提高因两地办公产生的行政成本,带来新的交通难题。

天津:为什么无感?

对“京津冀一体化”的热炒中表现最“无感”的就是天津了。

“首都经济圈”建设将承载“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的重任,“十二五”确定“首都经济圈”在选择范围时,确定了“1+3+6”方案,即北京市加天津的宝坻区、武清区、蓟县3个县(区)和河北的张家口市、承德市、保定市、廊坊市、唐山市、秦皇岛6市。

援引《财经》报道,由于仅纳入3个区县,天津市对这一方案“不感兴趣”。

2005年,北京被定位为“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2006年,天津被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河北被定位为京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

尽管国家对北京、天津和河北一直以来都有着明确的定位,但长期以来,同为直辖市,又被同时定位为“中心”城市,在与北京“双龙头”竞争的形势下,天津似乎不需要借力北京,更不用借力河北。

北京和天津的之间的竞争从未走出白热化,实则是“京津冀一体化”十年来一直不温不火的根本原因。

各自为政、以邻为壑,行政割据严重,行政壁垒高铸;产业结构雷同,匮乏要素互补,缺乏产业衔接;省际之间竞争激烈,项目重复建设严重,区域经济难以捏合。

致力于研究国家与城市战略的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指出,北京和天津产业雷同,竞争激烈。

如天津在港口建设方面能够独当一面,河北在北京支持下相继崛起了曹妃甸港,黄骅港,秦皇岛港等,实则是与天津港口竞争。

在“有多少财政收入,就发多少工资”的财政体系下,地方政府分灶吃饭,因此彼此之间争夺激烈,产业竞争同质化严重。

对京津冀区域发展有深入研究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指出,现行财税体系下,为了财力,地方政府是本地的项目拦着不让走,外地的项目拼命拉过来,同时导致了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而北京和天津对资源的激烈争夺和竞争,使得河北发展无所适从。

正是基于这些痼疾,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强调,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吴良镛:应基于人居环境建设

“京津冀一体化”的最初设计者实则是现在已经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

1999年,吴良镛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开题,2001年吴良镛主持了“大北京”规划,这通常被认为是“京津冀一体化”合作的开始;2004年京津冀达成“廊坊共识”,正式确定“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思路。

去年9月12日吴良镛亲自主持《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学术研讨会时说:“今天的京津冀地区已经进入到从理论发展到行动实施的阶段。”

他指出,一是因为地区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段,相互间已经难以割舍;二是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重申“京津冀一体化”,提出建设“首都经济圈”,使得京津冀协调发展进入到国家战略;三是地方政府对区域合作的要求更为迫切。

吴良镛说:“目前,京津冀各个城市都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规划设想,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初都设想有规模庞大的计划和项目,有些甚至脱离了整体的区域观念,这是我们引以为忧的。”

“这一地区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无序竞争、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为严峻。”吴良镛说。

吴良镛指出,京津冀地区不像珠三角那样能够在省域内解决城市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也不像长三角那样,城乡发育较为成熟,区域市场高度繁荣,在上海的带领下与各省共同前进。京津冀地区的问题更为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复杂问题,终究归结到需要良好的空间秩序来协调统筹解决。

那么,良好的空间秩序如何建立?吴良镛主持研究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就是在为这一问题寻找答案。2002年、2006年、2013年共发布三期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了诸多对京津冀联动发展的建议,都曾被北京、天津和河北多项规划吸纳。

吴良镛坦言:“对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是基于人居环境建设的区域空间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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