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部

　　曾经关押姚士馨老先生的日军海光寺监狱内部模拟图

　　海光寺监狱外部模似图。

　　年轻的姚士馨。

　　南方网讯昨天(18日)，天津市河东区政协原秘书长姚士馨老先生的三女儿姚今丽找到记者，称其父生前曾指证， 日军当年在天津设立“杀人工厂”，迫害抗日志士。据介绍，姚士馨老先生是当年少数几个在“杀人工厂”中幸免于难的爱国 人士。

　　他从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冬，在占领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关押了一年多时间，受尽非人折磨，并落下终身 残疾。姚今丽含泪向记者讲述了她自小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故事。

　　日军狼行二姐夭亡

　　1937年11月的一个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父母带着我的两个姐姐住在旧特一区三义庄，也就是现在的河西区南 昌路附近。忽然，从院墙外翻进来20多个日本宪兵，他们不由分说将父亲五花大绑起来。灭绝人性的日本宪兵从母亲怀里一 把将刚满周岁的二姐抢过去，狠狠地摔在地上。可怜的二姐仅是闷哼了一声，当即夭折。父亲被几个日本宪兵强行架走。

　　历尽酷刑备受折磨

　　父亲那时是学校的教员，时常油印和散发进步文章，后被人出卖随即被捕。据父亲后来回忆，他被带走后，先押送到 了设在原日租界伏见街的日本宪兵队审讯室(即今天的万全道与陕西路交口)。从那一刻起，父亲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非人生 活。

　　父亲被带入审讯室后，宪兵使用各种刑具对他进行拷打，但看到从他口中挖不出什么，便把父亲送到了位于香取街( 即今天的和平区林西路)“水牢”里。

　　水牢黑狱险遭毒手

　　“水牢”是一座终年浸泡在腥臭污水中的地下室，其中分割为5间大小不一的牢房。父亲被送来时，发着高烧、尚未 恢复知觉。父亲双腿溃烂，裤子被脓水烂肉粘在腿上。幸亏难友脱下身上的小棉袄给父亲，还帮喂食喂水，才使父亲慢慢醒转 过来。

　　一天晚上，父亲所在牢房的“犯人”全被蒙了头、钉上脚铐拉到野外。一阵枪响过，父亲又被安然无恙地拉回了牢房 。后来父亲得知，有汉奸到监狱里卧底。汉奸暗中通报日本人，把和汉奸发生冲突的人全都给杀了，而父亲则是被拉去陪绑的 。

　　大难不死逃出魔窟

　　从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冬，父亲已被日本人囚禁了一年。一晚，一个日本军曹走进牢房，面无表情地说 ：“今天放你的假，回家看看，有事我们再找你。”说罢，打开一扇小铁门，将父亲推到了街上。这时父亲才明白过来，他侥 幸逃生了。父亲拖着伤残的身子，天亮才爬到家。

　　“杀人工厂”刑罚揭秘

　　姚今丽听父亲说过，宪兵队的刑具和行刑手段都很多。犯人过一次堂不知要昏死多少回，80％无法生还。

　　灌水灌水的刑罚是过堂中经常使用的。行刑者把“犯人”缚在一条长凳上，再把长凳一边垫高，脸部正对着一个大水 龙头。然后打开水龙头，把“犯人”头部淹在喷出的水里，强迫其喝水直到昏死过去。

　　跪铁三角“跪铁三角”是让“犯人”跪在一段三角铁上，膝盖最敏感处正好压在三角铁的棱角上。“犯人”手举一个 木凳，并在凳子上放一只装满水的碗，如果水洒出来一点，日本宪兵就要用鞭子抽打。

　　电刑行刑者把电线绕到“犯人”胳膊上，另一端通到手摇静电发电器上。一个宪兵用力摇动发电机的摇把，将电流通 到人体上。这时的感觉好像是一件钢铁衣服穿在身上，心脏好像被一只铁手紧紧攥住，不久人就昏过去了。

　　人体粉碎机曾有传言说，日军在天津期间制造一种“人体粉碎机”，形状类似于磨盘，不同的是其为钢制。在“人体 粉碎机”上有一个半人高的斗，把人放入斗里，磨成血水肉泥。还有的传言称，“人体粉碎机”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绞肉机 ，用电力驱动把人绞成肉酱。据说，当年“海河浮尸案”的受害者就是因为参与建筑了这个杀人的“工厂”而被日军杀害的。 对此，天津史学界人士认为这种东西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但传言不一定是虚言。

　　滚笼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方兆麟认为，“人体粉碎机”的可信程度相当低，最有可能的是他在沈阳“九·一八 纪念馆”中见过的一种名为“滚笼”的刑具。这种刑具约一人高，边条全部是用铁片制成，呈大竹笼状，有一个活动的顶盖。 每条边条上都密密麻麻地钉满了约15厘米长的铁钉，把人放进去后，“滚笼”一滚动，受刑者必死无疑。

　　“杀人工厂”到底在哪？

　　记者来到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想从这里查找有关“杀人工厂”的资料，当该室主任方兆麟听说记者的 目的后，对记者说：“‘杀人工厂’的地址可能有出入。据我了解，应该是现在的百货大楼新厦附近的日本宪兵队在天津设立 的宪兵队监狱。同时包括了日军其它几个宪兵队的监狱、拘留室，如在现在建设路74号、林西路、多伦道与新华路交口等地 的中小型监狱以及陕西路万全道交口的秘密审讯点等。”

　　他接着说：“据目前已知的资料记载以及一些曾经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们说，在百姓中流传的‘杀人工厂’最有 可能的就是日本宪兵队花园分队，当时的驻地就是现在的八一礼堂附近”。据方主任介绍，根据以前的资料，花园日本宪兵队 门口不挂队牌，只有一名武装日本兵持枪站岗，行人无不避而远之，里面有各种牢房和刑具。拘留所中有一种水牢，凡是用尽 了各种酷刑依然不肯屈服的爱国人士，便被投入水牢，使下身长期泡在水中。所以最可能成为‘杀人工厂’的就是宪兵队的这 些魔窟。”

　　耄耋老人指证日本魔窟津城确有日军“杀人工厂”

　　昨天，记者得到线索，天津一位名叫周恩玉的87岁老人，是目前健在的、曾经在日本宪兵队“杀人工厂”里呆过的 惟一幸存者。一见到记者，老人就肯定地表态：“天津在日占时期确实有杀人工厂，当时日本宪兵队的监狱就是杀人工厂，我 被抓进去过，亲身经历了在这个魔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我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犯下的罪行告诉后人。”

　　据老人介绍，他是1938年被当时的日本宪兵旧城厢宪兵队(又名东马路宪兵队)投入“杀人工厂”——日本宪兵 队监狱的。“就因为生意上的事得罪了日本人，所以就随便给我加了个罪名抓了进去。沦陷时期日本宪兵抓人是常有的事，只 要认为你有问题就会把你抓进宪兵队监狱，一旦进去了，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回来。”据记载，东马路宪兵分队当时管辖的是天 津的繁华地带，商店林立，人烟稠密，管界面积较大。当时的队长是一个名叫井尾的日军少佐(相当于少校)，此人是个中国 通，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与投机倒把分子往来甚多，无辜商民遭受他迫害者极多。

　　老人说：“在宪兵队里，最普通的就是用打火机烧烤皮肤，再重一点就是背口袋，几个宪兵把人像口袋一样背着摔来 摔出，直到昏死过去。他们还把我撂在一块2米长、1米宽、4个角钉、中间有个牛皮环的板子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刑具叫 ‘好汉架子’，几个施刑人轮番举起鞭子抽打我，直到他们打累了，打得我血肉模糊才停手。等我醒来，他们又用木刀再次殴 打我，后来见问不出什么东西，竟然拔出一把真的东洋刀刺进我的腹部，我一下子昏死过去。再次醒来时，我已经躺在街道上 ，原来，日本兵以为我已死去，随便把我扔在了外面。”

　　周恩玉老人的说法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干部魏伟处也得到了印证。据他介绍，现在的解放军二七二医院就是当时的日本 驻屯军司令部、日本宪兵司令部。据他回忆，20世纪70年代，当时二七二医院附近还没有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医院的一个 角落里曾有个日军建立的宪兵队监狱和一座炮楼，他当时还小，经常到那里去玩儿。老人们告诉他那里原来是日本人的监狱， 过去进到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没有活着出来，被称为“杀人工厂”，而且里面就放有传说中的“人体粉碎机”。他说，据传这台 专门用来杀人的机器一端有一根大管子直接通向当时的墙子河，人体被粉碎后的碎块就是通过这根管子流向河里。当时，天津 市警备司令部还派出解放军战士对这个地区进行了重新布置和整修，打算建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 能实现。本报记者王志辉

　　看守罪证五十年：记者专访日军侵华遗址守护人

　　在连续几天的寻访中，记者又得到消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日军东马路宪兵分队旧址一直住了半个世纪，她将 日军侵华的证据整整看守了50年。

　　昨天，记者在现位于东马路的中央制药二厂见到了韩老太太。“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座房子里，有我50年的 记忆。这里的一切我都十分熟悉。这些年天津发展太快，周围环境几经变换，不过这里的建筑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改动。”韩奶 奶操着略带山东口音的津腔，向记者道出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1949年，她跟着解放军进入天津，当时还是20多岁的姑娘，进入天津后曾在别的地方住过一段时间，1953 年，她任书店经理的时候，就搬进了东马路这个建筑，从未想到，这一住就是将近50年，也从未想到，她守护了这座刻满了 日军累累罪行的见证将近50年。

　　从大院的拱门开始，韩奶奶像导游一样为记者讲起了过去的故事。“其实，这个大院子下面是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 大部分可能是水牢。”

　　韩奶奶带着记者绕到正面一座二层办公楼的右侧，指着那青草葱葱、鲜花盛开的花坛说，“以前，这就是地下入口， 早已经被封死。现在下面应该还是空的，当时封死入口时并没有把地下的房间填死。”据老人们讲，日军还有一部分刑房，她 估计也是在地下室。韩奶奶告诉记者，以前在大院的前后围墙上还能看到一个个装着铁栏杆的小窗口。

　　“那座二层的办公楼在60年前还仅是一大间平房，作为日军军官的俱乐部。我的家就在俱乐部的左侧，是原先的拘 押室，刚搬进来的时候，房子没有屋顶，据老人们说，那是怕犯人上吊自杀。”拘押室由坚硬的水泥板构成，屋内污泥遍布， 韩奶奶入住之前将屋子彻底翻修一遍，青砖铺地，红瓦加顶，才像一间能住人的房子。

　　这间屋子里，留有日军太多的罪恶，她希望这间屋子能够永远地保留下来，成为历史无法磨灭的一部分。

　　青报声音

　　一个年轮一般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日子，一个流着泪、滴着血、聚集着激愤、储蓄着自强的日子。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 流浪，流浪……”这段凄婉有力的旋律，像一声警报，盘旋在南京30万遇难同胞立起的黑色墓碑上，盘旋在白山黑水、黄山 黄河的上空，惊醒着我们有可能迟钝的神经。

　　历史无法忘记。你听，九死一生的老人，回望曾经栖身的水牢，用身上的伤疤讲述着日本侵略军当年超乎人们想象能 力的残暴；你看，看守罪证半个世纪的老人，用活生生的实物印证着人与鬼抗争的血雨腥风——抓人无需理由，打人成为娱乐 ，杀人“流水作业”——一个民族，一旦失去校正的准星，良民就会变成魔鬼。

　　纪念是为了防止忘却，纪念是为了拒绝悲剧，纪念是为了着眼未来。

　　怎么能够忘记呢？家仇国耻最难忘。亲人背上的鞭痕，志士牢中的呻吟，不仅痛彻肌肤，更是刻在心灵深处。

　　怎么能够忘记呢？失去尊严的滋味最难忘。那年那月，沦陷的不仅是有形的宝贵国土，更是无形的同样宝贵的自由与 尊严。

　　怎么能够忘记呢？松花江上我的家最难忘，饱受蹂躏的大中华最难忘。我们无法忘记的还有：靖国神社前总能听到的 匆匆而来的朝拜脚步，日本教科书里经常游荡的篡改真实、否定历史、粉饰战争的幽灵……这一切，都让我们须臾不敢懈怠， 因为，和平的前提，除了寄望于别人的反省，最主要的就是自己尽快强大。(宇彤)(编辑：李瑾)

　　作者：王志辉宇彤新闻来源：天津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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