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告民”法制进步的一个标志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1日10:29 南方都市报

　　社评二条

　　5月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宗“官告民”的民事案件。深圳市长于幼军作为原告深圳市政府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深圳市国泰联合广场投资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交付联合广场Ａ座33Ａ整层1828·1ｌ平方米的房产、某银行深圳市分行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03年5月10日《信息时报》）。

　　市长作为原告起诉属辖范围的一家公司，应该说是法制进步的一个标志。何况此事发生在改革前沿的深圳市，就更加令人瞩目。这种市长当原告的做法将是未来司法改革中的最大变革。

　　现代行政是公共行政，市长以市政府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起诉，这种方式虽然弱化公权力，但最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为求得司法公正，打造信用政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已经加入ＷＴＯ，政府角色必需转换。深圳市长的“官告民”，意味着“官”将自身与“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民”对话，呈现出法律至上的风尚。也使“官大一品压死人”没了市场。

　　市长作为原告状告所属辖范围内的公司，说明深圳市政府法治要从政府做起的意识。我们知道，在以往重人治轻法治、权大于法的年代里，很多情况下，“官”对于胆敢不听话的“民”，可以任意打罚关押。多少年来，民不敢告官，官用不着告民，讼事都发生在民与民之间。官用不着告民，是因为所有的“官”都是有权，权甚至比法大，官可以直接以权治民。政府拥有国家的暴力机器和各种强制手段。如果公民违法或者违令，只需动用自己的强制机器就可以了，何苦搞什么“官告民”？就是现在，一些地方的企业违规违法，政府机关也不是采取“官告民”的方式，而往往是采取“高压态势”，用行政手段迫使企业就范，这虽然可以达到目的，但往往适得其反。权力的滥用就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而通过司法程序“官告民”就能遏止这一现象。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但现在“行政就是命令支配”的观念在一些政府官员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这也是“官告民”成为罕见之因。官不告民是怕官司败诉，有损政府的尊严和脸面。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采用“官告民”，就可以杜绝通过暴力的方法解决社会纠纷，就可树立起信用政府，亲民政府来。如果说提倡“官告民”就是赋予了国家机关更多“对付”公民的手段的话，这种手段才是真正符合法治要求的手段，才是法治下政府应该学会的基本的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方法，也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功。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会愈来愈平等，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圳市长的“官告民”则更体现了政府的法制意识、公仆意识、亲民意识。同时体现了诉讼地位和诉讼程序方面的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所更需要的，也是实现法治的一条有效途径。众所周知，所谓“官告民”，是指国家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公民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如果政府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就不予支持。

　　于幼军市长勇敢地站出来当原告，说明深圳政府官员懂得以行政方法“治民”，而且也学会用法律手段“告民”。这当然是法制进步的表现。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一个司法的检测机制，就能有效地“过滤”那些违法的、不合理的侵犯了公民合法权利的政府行为。同时，“官告民”实际上也是科学决策所要求的，因为通过严格法律程序的考验，各种各样的法律和科学问题都会被提出来反复论证，这样就能证明政府的决策既是合法的，又是科学的。市长的“官告民”，顺应了政府要依法行政的趋势。惟其如此，才是“人类先进政治文化的体现”。

　　本报特约评论员　洪巧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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