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的确定性克服人的不确定性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2日08:47 法制日报

　　秦平

　　疑罪从无，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设立的基本原则，它的存在并不是给侦查机关的工作设置障碍，而是给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以均等的公正，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无论他是一个真正的“罪犯”，还是一个被屈含冤者。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是一个非歧视的社会，我们的法律才是公正的法律。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人的心理更是复杂，其可变性远远大于确定性，在流动的生活和作为个体的人面前，有时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坐标，把握一个不变的原则以排除所有的例外。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但也不能保证人不会在特定的情况下，或者在某种心理的暗示下，承认自己并没做过的事，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而法律必须要有确定性，如何使确定的法律最大限度地维护不确立的社会生活的公正，这也许就是程序法的意义所在。以刑法为例：作为实体法的刑法，确定的是什么样的行为要受到什么样的刑罚；而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是要使当事人受到处罚必须经过的程序，其目的是以正当的程序保证法律公正地施予应当受到惩罚的人。如果说实体法是为了让法律适当地处罚犯罪，那么程序法就是为了让法律准确地处罚犯罪，应该说，程序法更多地是对办案人员提出了要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程序法对维护公民的权利，保障法律的公正实施有着特殊的意义。

　　程序如此重要，可却常常被一些办案人员忽视，这一方面是有的办案人员认为“繁琐”的法律程序制约了他们的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也认为按程序办案必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当事人有口供自然比费尽心机地寻找证据要简单得多。所以，虽然我们的法律有规定，且各方面也一再呼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但在某些办案人员的心目中，口供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旦犯罪嫌疑人“招供”，便以为可以结案了，必要的证据不用去寻找，明显的疑点也不必去澄清，致使因轻信口供而导致的冤案一再发生。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指责办案人员草率、轻信、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的同时，也不能不重视另一个问题———侦查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发现线索、寻找证据、确定犯罪嫌疑人，都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我们一些公安部门常常为了表示对某一案件的重视，或为了提高破案率搞“限期破案”，这种做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引起办案人员重视、提高办案效率的作用，但也违反了办案的规律。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下，一些办案人员可能会为了急于破案，而忽视必要的调查取证程序，造成冤案。

　　就每一个冤案来说，它的产生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究其根本，还是办案人员对法律程序的意识不够。以本案为例，我们固然可以说由于毕延相的轻易“招供”，使案件侦破工作错过了最佳时机，但是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规定有了口供就不需要继续取证，也没有规定对那些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相符的证据就不予采信。如果办案人员能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口供加以认真分析；如果检察机关能真正发挥监督与制约作用，对公安机关证据不足的案件不予起诉；如果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认真对证据进行审查，悉心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那么，这种冤案就不会发生。一个冤案的发生，要么是我们的法律出现了问题，要么是我们的执法出现了问题，但我们却没有理由从当事人身上找原因，即使他做过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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