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眼睛和心灵见证灾难与坚强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4日14:52 中国青年报

　　4月2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王尧进入北京地坛医院，零距离采访报道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情况。目前，他们还未结束采访，依然坚守在那里。

　　5月9日晚，中青在线（www．cyol．com）邀请这两位记者在“抗击非典”论坛与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以下是诸位网友与两位记者（简称贺、王）的对话实录。

　　每一个到过病房的人，都会落泪

　　问：请问地坛医院医护人员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如何？

　　贺：我觉得医护人员的精神状态还不错。这场与“非典”的斗争，也是医护人员从来没有遇到的。现在，所有来自不同单位的医护人员之间的协作非常好，因为目标是一致的，都在争取救治患者的生命。但是由于工作时间太长，医务人员非常疲惫。为了保持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昨天医院领导不得不下令，将两名医生送到郊区去休养。

　　问：你在地坛医院看到的最感人的和最气愤的事情是什么？

　　王：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认为没有“最”。我相信，如果大家到病房，也会流泪，为一个生命莫名其妙地离去，为那些尽职敬业的医生护士的工作状态。最气愤的事，可能就是对社会上对治疗“非典”医生的歧视。

　　贺：有个姑娘叫王春华，是医院的护士，男友叫郭亮，是医院的电工。两人原计划5月2日结婚，但因“非典”，只能推迟婚期。郭亮每天要检修病房线路，工作繁重，王春华也忙着自己的工作。5月2日晚9点多，王春华刚出病房，就被同伴簇拥着走出隔离区，原来同事们悄悄地为他们布置了婚礼。100多人举着蜡烛，捧着蛋糕，有人唱起了《白衣天使》。烛光映着大红喜字，歌声中，所有人都哭了。

　　问：听说在医院里也存在对医生歧视的现象，能具体谈一下吗？王：歧视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其实是比“非典”更可怕的病。

　　有一个非常棒的医生，叫刘子军。因为他给很多危重病人做过最危险的手术，所以被称为“毒王”。有一天早晨，他的体温是37度，这个消息很快在全院传遍了，他在医院宿舍的左邻右舍要赶他走。另有一个医生，回家取衣服，刚上一层楼，邻居就在他身后泼了消毒液。再上一层，又有人泼。有的医护人员的孩子因为父母上了一线，就被勒令从学校或者幼儿园回家。学校或幼儿园的理由是，当医生的父母是高危人群。

　　问：为了抗击“非典”的最终胜利，医院都采取了哪些必要的措施？

　　贺：有的单位送了呼吸机，有的单位送了移动透视机，我那天碰到送氧气瓶，一天就要送200瓶氧气，还有医护人员的防护服。前一段时间，这些东西的用量很大，经过上面领导的协调，短缺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缓解。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在空调无法使用的情况下，有些企业还送来电风扇。地坛医院是北京治疗“非典”的定点单位，有好转的病状轻的病人陆续转到小汤山，同时也陆续接收了一些其他医院转来的重症病人。到现在为止，这个医院先后接收了260多位患者，将近40人出院，死亡也超过了20人。

　　问：有没有临阵退缩的医生？如果有，医院会不会给他处分？

　　贺：我听说过这种情况，但经过说服改变了最初的态度，工作到现在表现都非常优秀。刚开始时，有些人顾虑很大，家人也进行阻拦。医生也是人，尤其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病毒时，有恐惧心理很正常。但是更多的人在很短时间里就把这些杂念都抛下了，当真正面对病人之时，医生的职业精神就超越了一切。很多曾经有过恐惧心理的人，也都义无反顾地冲到了第一线。缺乏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是恐惧心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事件的最初，包括医生在内，大家并不了解实情。为此，一些官员被免职。我们这个社会什么事情越透明的时候，才是越健康的时候。

　　问：在和医护人员的交流过程中，他们谈到过自己不幸受到传染以后的事吗？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贺：我知道有很多病人，正在康复的过程中，他们也担心，自己康复后，依然被人当作传染者看。我曾经问过传染病专家，他也是北京防治“非典”专家组的成员，他讲，到现在为止，康复的病人中，还没有发现有复发的。所以，其他人不应该有这样的顾虑。

　　问：两位以前对医生的生存状态了解吗？这次采访有什么新的感受？

　　王：以前了解不多，现在了解得也不多。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灾难过后，大家都会回到原来的生活。如果没有制度上的突破，那么医生的形象，还会是公众过去认为的那样。

　　贺：让我最想不到的是，当一个危重病人抢救无效死亡的时候，很多医护人员都在低头流泪，尽管死者和他们素不相识，而且他们都是见证过多少次死亡的人。

　　有一个麻醉师叫刘子军，40岁，可以说他是离病人最近的医生。因为在做气管切开术时，他和病人的脸近在咫尺。他说，他是医生，职业告诉他，必须这样做。他还说，有一次，一个患病的孩子求他，说叔叔你一定要救活我妈妈。但是他妈妈还是走了。

　　昨天，刘医生被医院强令去郊区休养。我到他家里去了一次，我没有想到这个医院的业务骨干，和爱人住在一间28平方米的房子里。他说：“我已经非常知足了。”这次，他对医院提出的惟一要求，就是战胜“非典”以后，希望医院能送他到最好的医院，去实习、进修一年。我的镜头里的医护人员，我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因为每个人都被防护服包裹得只剩一双眼睛，而眼睛上还戴着眼罩。很遗憾……

　　对许多家庭而言，“非典”确实是一场灾难

　　问：在你们入驻期间，有家人、朋友要求探望“非典”患者的吗？医院对此持何种态度？

　　贺：因为这种疾病的特殊性，所以现在医院谢绝探视病人。但是，医院也设立了专门的电话，可以经常直接向病人家属通报病人的状况。医院在警戒线外设了专门的接待人员，将家人给患者送来的东西转送到病房里。

　　问：能否描述一下“非典”患者在医院的情绪？

　　贺：患者的情绪是不一样的。重病人有些处于昏迷状态，病情轻一些的就好点；有的人比较开朗，有的人比较烦躁，因为他们毕竟是在隔离区里。比如，一对夫妻，都感染了“非典”，一个住二楼病房，一个住一楼，两人却无法见面，只好靠手机联络。前几天，女病人的病情好转后，可以站在院子里和她的先生面对面地对话。也有一些病人，因为家里感染的人很多，分别住在不同的医院，相互之间非常挂念。还有一位病人，哥哥、姐姐、父亲都已经因病去世。另有一个小伙子，他的父母也去世了，他在治疗中，还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这次，对很多的家庭来讲，说“非典”是一场灾难一点都不为过。

　　问：现在医治一个“非典”病人要花多少钱？这笔费用谁出？

　　贺：我听说因为病情不一样，医治一个病人需要几万到十几万元。政府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办法，但是现在对医院而言，花多少钱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先治病救人。费用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而且现在，病人没有因为医疗费用问题而担忧的。至少，我还没有看到。

　　问：现在没有特效药，医院是怎么治疗“非典”的？

　　王：对于特效药，我没有发言权。我去的只是一家医院，我相信在科学和民主的决策下，“非典”问题可以解决。据我了解，北京现在参考广东的治疗方案，会使用一些激素，对重病人使用呼吸机。

　　贺：一般病人用抗生素和激素（我说的不准），重病人用呼吸机，再重的要切开气管。是否及时治疗、病人的年龄及体质也非常关键。如果得到及时救助，多数病人可以治愈。不少去世的病人，有的是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有的有并发症。至于特效药的研制，需要一个过程。爱人知道我去采访了，在电话里直哭，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就选择了风险

　　问：你们是自愿还是被委派去采访的？冒昧地问一句，当你们得知要进入地坛医院后，心情如何？

　　贺：当然是自愿的。其实在报社最后决定派记者去采访之前，我们已经同医院取得了联系，因为有关部门不同意采访，所以没有成功。报社方面非常担心我们的安全问题。有同事问，如果到医院里面去，能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我知道他们非常关心我们，但我们不能向院方提出这个要求。有那么多的医护人员在一线，他们的健康都没有绝对保证，毕竟这个病的传染性非常强。虽然是自愿的，但是也必须征得报社的同意，因为这不同于其他任何一次采访，如果防范得不好，记者感染上了，可能会给周围的同志带来伤害，甚至家人，甚至左邻右舍。

　　问：两位记者深入这么危险的地方，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王：到医院之前，我没有告诉家人，只说要到单位去加班，要在报社住很长时间。第二天报道见报，我的夫人看到了，立即打电话来。电话里她哭了，她说，你死了我怎么办。好在有网络，我能随时收到她的邮件。值得感谢的是，报社安排了一位从事心理辅导的资深编辑，给我的爱人进行心理辅导。据说，电话里，有哭声，有笑声。

　　贺：我觉得家人还是理解我的，虽然免不了有几句怨言。我的太太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她了解这个职业。父亲82岁了，4月份因为肺癌本来应该住院的，但出了“非典”，不得不推迟。那天晚上我和他说，我要去采访“非典”，他没有说话。我到医院以后，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要我注意安全。

　　问：你们在采访中怕不怕感染？感染的几率有多大？

　　贺：首先要说的是，谁都怕感染。社会上为此曾出现过恐慌，更不要说医院里的人了。我要拍照片，是不能离开现场的。对摄影记者来说，离开现场将一事无成。第一，我不愿意被传染，第二，要按照规定严密地做好防护工作，我希望既能完成任务，又能保证安全。当然，记者这个职业本身就有风险。3天前，我看到消息，3个俄罗斯记者在直升飞机上采访，因为飞机失事，记者全部遇难。同一天还有报道，一位英国的女摄影记者，在巴勒斯坦采访，遭到枪击身亡。我们尽可能地在采访过程中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意外也时常发生。所以，当你选择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时，应该有思想准备。

　　问：如果不幸感染了“非典”，你会后悔吗？

　　王：如果我没有感染上“非典”，自然不会后悔；如果我感染上了那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不管怎么说，“非典”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自豪的是，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在风暴最中心的一个地方见证了这个大事件。

　　问：请谈一下穿隔离服的滋味？

　　贺：一进入半污染区，就要全身穿上“猴服”（医生这样称呼）。如果进入病房，还要穿一身防护服，还要戴手套和护目镜。我在病房里拍摄一次手术时，由于戴了三层口罩，闷得透不过气来，目镜里全是哈气，我几乎找不到相机的取景框，也没有办法擦拭镜片，几乎是凭着感觉在按快门，几分钟汗水就湿透衣服了。但是，医生护士穿着那么多层的隔离服，一次要工作至少6到8个小时。这几天天气还算凉快，我担心热起来以后，人更受不了。而且，由于是传染病房，不能使用空调，我真希望天气不要热起来。

　　问：请问贺老师，您作为摄影部主任，会要求摄影记者都到抗击“非典”第一线去采访吗？

　　贺：不会。因为明摆着，危险性太大，另外在医院的外围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新闻。我为什么自己去了呢？因为我跑过许多比较危险的地方，经历过许多比较“悬”的事，比如老山前线、广西大排雷、长江水灾以及新疆大地震等。我的经验比

　　较丰富，另外我有权力“以权谋私”。

　　问：记者去采访，医护人员和病人对你们的态度如何？

　　王：当我们进入病房时，我们穿着和医生一样的隔离服，病人叫我们医生。当知道我是记者，有人劝我要多保重。希望医生和护士把我当成战友，一个记录非常时期医护人员生活的战友。

　　贺：最开始，我们要求到医院采访时，北京市卫生局没有同意。但是我们真正来到医院以后，和护士、医生的关系处理得相当融洽，他们也夸我们，说这么危险，你们也来了。实际上，我们才会危险几天呢？但是他们，却必须坚持到战胜“非典”。

　　我是个摄影记者，我知道怎样去尊重我镜头前的病人。一般情况下，我总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有顾虑，我不会把镜头对准他们。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跟一些病人讲：“你看，你康复得很快，如果我拍了你的照片，别人看到，可能就会增强信心。”无论病人还是医生，尊重他们都是一个道德问题。

　　希望许多天以后我们能在病房外见面

　　问：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病人，第一感觉是什么？看到死去的病人，有什么感想？

　　王：病人比我想象得要轻松。有很多病人在恢复期，他们看电视，听音乐，梳理自己长长的头发，洗澡。

　　我没有直面病人的死亡。这里有200多个病人，不是每天都有人去世。我见过很多处于病危状态的病人，带着呼吸机，但他们的意识很清醒，并不很痛苦。

　　讲一个故事：一个医生病倒了，手术前，医生和护士都在忙着做准备工作，我站在她的床边。我知道，作为一个抢救了很多“非典”病人的医生，她尽管不能说话，可心里一定很清醒。这时候，任何一点他人的鼓励，对她都很重要。我抚摩着她的手，她的手臂上都是打针造成的淤青。我告诉她，丁医生，你要挺住，你是医生，你要相信自己会好的。我希望她能够听到，我希望许多天以后，我们能在病房的外面见面，我希望他能活下来。我知道，她可能是一个母亲。（发稿时，我们得知这位医生已经离开了人世。我们谨向她致以敬意。）问：你采访病人时，离他们有多远？每次多长时间，院方有限制吗？

　　王：院方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没有限制。穿着隔离服我到过十几个病房，病人都戴口罩，面对面，大概一米的距离。时间是可以自己控制的。戴着口罩太闷的时候我会出去喘口气。我印象中没有超过两小时。

　　问：你们从隔离区出来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贺：我们都是记者，最希望健康地回到报社。我从医院回来的第一个想法是：我的照片到底被采用了多少！

　　问：在隔离状态下怎么拍照片？是隔着玻璃窗拍吗？一共拍了多少片子？

　　贺：我用的是佳能的数码相机，来的时候带了3个镜头，但是来了之后才知道，是不能换镜头的。因为我的镜头要用塑料袋严密地包起来，只有镜头和取景框露在外头，根本无法更换镜头。我这些天都是使用的一只镜头，采访完毕之后，照相机整个也要进行消毒、擦洗。

　　我离病人最近的时候大约1米的距离，我带着长镜头，却没办法换，只好用17－35mm的镜头。有时候要拍特写，我只有靠近。我知道，就算我靠得再近，也不如医生、护士靠得近。也有的照片是隔着玻璃拍的。作为摄影记者，我特别信奉美国摄影记者罗波特·卡帕的一句话：“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这些天估计拍了2000多张片子。

　　问：“非典”暴发时一些学生走在了逃亡的第一线，有些人借机批评学生，你们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

　　王：我有个妹妹，也是大学生，她也选择了离开校园，是我同意的，我开车去接的她。但是，在我的一篇没有见报的报道里，我对学校鼓励或者默许大学生离校的做法表示了批评。现在，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肯定都有自己选择的理由。我希望，每个人在作出自己的选择时，如果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就行。

　　贺：我觉得对学生还是要宽容一些。是谎言制造了恐慌，责任不在学生。如果我们大人表现出勇气来，我们的学生一样会在灾难面前不负众望。我想，通过这段时间，所有人都会对自己有个深刻的认识，重新的认识，我们没有必要去责备那些学生，我们应该抨击的是那些说谎话的官员。

　　问：医院的垃圾怎么处理？

　　王：具体细节我不清楚，但我刚巧看到了一辆运垃圾的车，工作人员也是全副武装。他们说，这些垃圾会统一销毁。我希望如此。

　　贺：有专人负责，用大塑料带封好，集中在一个地方，由清洁部门运走。但是我昨天听到医院抱怨，说垃圾堆了不少，可是清洁垃圾的人老不来。我想，这也和恐惧有关。当初，为了将其他医院支援的透视机运来，地坛医院找了几个搬家公司，可一听说去医院干活，都不来，急得医院管器械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好。最后，在派出所和地坛公园的协作下才解决问题。

　　前几天，医院器械科科长见到我，又着急，又生气，让我跟他去曝光。是防护服的问题，因为需要量大，也很沉，需要送货车直接送进医院。可开车的司机怎么也不愿意越过警戒线，医护人员干着急。我和另外一个记者去看了看，果然那司机就是不进来。我们赶紧做工作，跟司机说：“我是记者，你看我刚从那里出来，连口罩都没戴。你卸货的地方，属于清洁区，你不要担心。”几番劝说，那个司机终于把车开了进去。我虽然没给他曝光，但也算是帮医院做了点事情吧。有时候，医院外面的人的恐惧，要比里面的人多得多，因为他们对情况不了解。

　　编后

　　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世界。下午，坐在办公室编这个稿子，风从窗外吹进来，外面有阳光和小鸟的叫声。但是在地坛医院，同事贺延光和王尧可能仍然穿着厚重的隔离服———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提出抗议。在这个时候，也许任何表达敬意的话都是很“轻”的，他们也不会介意你多说一句或者少说一句。他们是记者，他们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

　　对于我们这些健康人来说，“非典定点医院”看起来相当神秘，甚至更像一个个“孤岛”，那里边发生了什么，里边的人怎样看待吹拂着这片土地的同一阵风、照耀着这个城市的同一片阳光？我们曾经并不十分了解。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理解的安全，但这绝对不是把社会分隔成一个个孤岛的理由。当恐慌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深刻地理解了，有效的沟通是多么重要。现在，两位记者扮演起这个角色（当然还有很多同行也在努力）。他们的报道，与其看作是对事实的描述，不如说是对人性的观察。把这个世界联系起来的，除了阳光和风，更在于人性中共通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份体认，也许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各自的“巨人的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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