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华看到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9日09:15 人民网

　　5月9日，《人民网》登载了一篇署名曹林的文章——《非典危机中社会科学家们到哪里去了？》，其中许多观点我不敢苟同，尤其是一句“那些拿着政府津贴、做着国家课题的社会科学家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听来如此刺耳，让我实在为身边那些忙忙碌碌的社会科学家们愤愤不平。作为一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我有责任替那些同样为抗击非典而奋斗在科研一线的人文科学老师说句公道话；作为中国未来媒体的从业人员，我更有义务用事实向公众展示社会科学家们努力贡献的身影。

　　清华大学已经封校快一个月了，我们许多学科的教学计划也因为非典疫情的突袭而被打乱，然而学校的老师们却一点都没有轻松，反而比以前更加的忙碌。他们急国家所急，想人民所想，积极投身于抗击“非典”的各项科技攻关项目中，这其中，有广为大家所知、并已投入使用的“红外测温仪”、国务院重点关注的“SARS快速早诊基因芯片研制”等科技项目，也有致力社会宏观政策和调整的“关于非典的经济与社会影响的预测研究”、“SARS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计划”等六项文科攻关项目。

　　“我的课一天都没有停过，除了照常上课，我带着研究生做一些非典心理项目，包括培训和组织运作'非典心理援助热线 '。目前我正在写《战胜恐慌心理的四个要诀》，希望能给社会带来一些帮助。” 负责“非典危机反应及危机心理干预模式研究”的樊富珉教授用她那亲切而带有倦意的声音告诉我，“明天中午我还要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此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但是樊老师仍然在办公室里工作着。

　　樊教授撰写的“非典危机状态下的心理辅导”已被多个机构采用。此外，她还根据“非典”时期大学生中出现的恐惧、焦虑、无助，以及半隔离状态下的孤单、烦闷等心理问题设计了内地首个针对“非典”的团体心理辅导计划书——“应对‘非典’：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其实早在非典爆发的第一时间，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广泛性的焦虑，我想我们心理学家应该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数字观察节目曾经邀请我作为嘉宾，可是因为课程冲突我没有去，但是我拿他们给我的一堆非典的数据作了一个分析和评价。”

　　樊老师以专业的直觉感知到了非典即将引起的社会心理危机，于是立刻联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专家以及中国心理学会紧急筹备了一条危机心理干预热线，并与4月28日正式开通。“开通的第一天，我们就接了70多个电话，那时候的问题还主要集中在一些预防措施和医学症状方面。”

　　当然，不仅仅是心理学家关注非典带来的恐慌，社会学家们也纷纷献计献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授曾就“公众反应问题”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节目已经播出），新华社也于5月6日以《北大清华专家：战胜恐慌也是一道“防护墙”》为题目报道了李强老师和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周东丰两位专家对非典问题的分析。

　　通过电话采访，李老师介绍了他们正在进行的关于“非典”的经济与社会影响的预测研究。他们利用“特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对50-70位经济学、社会学、流行病学、心理学及社会政策的专家进行电话采访，以期对经济和社会形势做出预测，对处理“非典”问题以及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提出对策。

　　“社会科学们其实一直在忙碌……”社会学家景军感慨颇多。

　　作为清华参加北京市政府组建的，由生物学、信息学、医学等众多学科专家组成的“非典传播途径和传播模式”研究小组的唯一文科学者，景军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利用北京流行病学调查材料，采取模式识别的方式研究发现SARS的流行规律和传播途径，为人们的预防措施提出指导。景老师曾在流行病的社会调查及预防领域进行过长期研究并在《Science》等著名刊物上发表过有影响的成果，他特别提出艾滋病防治工作对防治非典的可借鉴性，并据此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景老师透露：“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对北京疫情规模和疫情收敛时间的预测。”国情专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则用调查到的数据分析了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在13日开始的“博鳌亚洲论坛SARS与亚洲经济－－影响评估与政策建议研讨会”上，胡鞍钢表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充满信心。

　　早在5月2日，胡鞍钢教授就通过媒体建议北京市领导：利用电视、因特网等媒介在中小学停课期间组织学生在家收听、收看各种课程，以保证学生在疫情蔓延中不耽误学习。11日在《文汇报》发表《正确认识SARS危机》一文。对于中国如何积极全面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胡教授具体提出了包括“尽快建立全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机制”、“定期举行记者会”在内的九项对策建议。

　　由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负责的“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现行法律对策的系统研究”项目，则就公共卫生和其他情况引发的社会危机的法律对策、立法、执法方面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为有关部门的决策和依法行政提供法律根据。

　　而我的老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领导的《重大流行疾病与新闻报道》课题组收集了世界各主要媒体有关非典进行的报道以及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为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政府新闻办等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媒体政策性咨询建议和报告，如信息披露与新闻发布会的策略与艺术、研究报告《非典报道与风险传播》等，其中一些建议已经被采纳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文学院院长胡显章教授在“非典”文科科研讨论会上说，“我校的文科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这场与SARS的斗争不仅局限于医疗或者医学方面，也不完全局限于科学技术方面，它是一个社会性的斗争；同时，这场危机给文科提出了一定的研究需求，它推动的不再是单个学科的发展，而是整个文科的整合。” 据悉，清华大学为SARS科技攻关共拨款300万元，预计其中用于文科项目的款项将达到30万元左右。但是这些人文项目在获取研究数据和建立国内乃至跨国的专家研究网络及数据库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正如原文作者曹林在文章中所说，“心理学家要关注非典危机中一般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政治学家要专注于研究政府为防治非典所制订的种种政策的综合成本问题；传播学家要研究当下社会舆论中有关非典谣言传播规律的问题，找出切断谣言传播途径的方法；经济学家要研究非典危机后如何救市如何振兴；法律专家要研究如何立法以保证此时脆弱敏感的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问题。”尽管就在清华园里足不出户，我就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可敬的老师们、业界的专家们都在进行着这些忙碌的工作和研究。即使随便翻开一份杂志、报纸，收看一挡电视节目很容易就能看见社会科学家的出现，我确实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两天总算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声音”的说法。

　　“其实媒体上人文社会学者的身影也不少，好多专家参与了讨论和研究。可能是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有所不同吧，这也是很正常的，比如说那天我在‘新浪网’做客，就有网友也提出类似的意见。但是我相信他们提出社会科学家缺少贡献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SARS危机管理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之一的薛澜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平静的说，“中央的许多政策确实和我们提出过的一些建议一致，当然，作为学者来说，不能过于‘贪天功为己功’，决策者也会有不同的渠道进行策略咨询，但是相信我们的意见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曾经引用过司马迁的古训“察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解释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我想这句话应该通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目前这场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我觉得生物科学技术、医疗技术就好比军队作战使用的各种武器，武器越先进战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社会科学家所影响的各种政策的调整、人际关系的整合则相当于士兵作战的阵法和策略。我们当然不能评价哪个更为重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有这两者齐头并进、共同发挥最大的优势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战胜SARS。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医护人员、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主动投入到救治病人和探寻病因的战斗之中，不辞艰辛，日夜鏖战；社会科学家积极攻关、争分夺秒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加理性、动态和富有创建性的政策研究和执行意见相信在科学家的奋斗下，在广大人民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努力下，非典之战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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