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公民知情权与国家公共安全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1日00:33 人民网

　　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多元化的时代，社会生活中突发性公共事务危机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任何国家或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近期发生的SARS事件，不仅是一次恶性疫病的传播，而且是一次全球性公共事务危机，对我国政府治理结构和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战。

　　一、国家公共安全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国防安全和外交安全，如今在很多国家提出“国家公共安全”和“国家政策安全性”的概念，是对延伸了的“国家危机”概念的反映，旨在充分认识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影响，而后者的威胁则更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纷纷把持高不下的失业率视为危及国家公共安全的因素，并加大力度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发生的非典疫情，表面来看是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但它对交通运输、教育秩序、商品零售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其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将对社会稳定构成显性威胁和隐性威胁，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并不为过。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搞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全国上下必须进一步动员起来，坚决打好同非典型肺炎疫情作斗争这场硬仗。”这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人民战争的号令。

　　那么，在这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役中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将扮演什么角色呢？（1）维护国家公共安全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正如百姓之言，非典事件不仅是一场阵痛，它考验着一个民族和政府的能力；（2）政府必须承担前线指挥者和后方担保者的角色。这时候，只有政府才能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拨付救济基金、控制药品价格、调整政府人员、适时发布隔离命令等，这都表明了政府防治非典的角色和能力。

　　在危机关头最需要的两个因素是团结和纪律，团结就是力量。在美国炭疽病案中我们看到，从2001年10月15日上午9：45分，美国国会大厦工作人员打开了一封含有炭疽病毒的信件开始，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包括数据管理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微生物学专家、沟通专家等）组成的快速反应小组立即奔赴突发事件现场，为州和地方提供应急支持。在整个炭疽袭击的应对过程中，联邦、地区、州、和地方努力保持高度协作和沟通，多个系统在同时协同运转。国家卫生服务部门通过CDC为州和地方卫生部门提供9.18亿美元的资助，以提高整个纵向应对系统预防公共卫生领域的恐怖袭击、提高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整体能力。但是，团结来自一致的利益和目标，它只能建立在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危机事物取得共识的基础之上；纪律是人们共同行动的规范，它建立在完善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机制的基础之上。总之，国家团结有赖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正如有人在网上说，政府，给民众更多信心；民众，给政府更多信任。

　　在危机中的每个公民和社会组织不但要理解政府的作为，更应积极地配合政府，把整体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放在首位，把国民的安全感视为最高的价值选择。例如，北京市及时公布了医疗保险基金针对非典感染者的支付方案，医疗保险基金不是政府救急基金，是参保企业和职工的缴费基金，其支付额也有封顶线规定，北京市的规定体现了医疗保险基金的互济性，基本解除了非典感染者的后顾之忧，这就是北京市全体参保企业和职工为战胜非典作出的贡献。

　　二、公民知情权

　　知情权，即与事相关者了解事物真情的权利。知情权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显得更加重要，已经被很多国家写进宪法和法律。因为，（1）在宪政时代，政府不全能而只负有限责任，公民和法人也是权利主体，遇到危机政府一定要开诚布公地与公民共度难关；（2）在信息多元化时代，政府没有能力封锁信息。

　　在危机关头谈知情权更容易理解其深刻含义。国家团结有赖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信任是在相信基础上的认同，即公民相信政府并同政府保持一致的行动。因此，政府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就必须保证在第一时间里对外公布一致的、可靠的信息；如果隐瞒信息、信息不实和用虚假信息愚弄公民，不仅会导致更多毫无权威的信息发布源，更重要的是失去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加大百姓的恐慌心理程度，导致集中购物和提款这样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失信于民还会失去克服危机的最佳时机和最有利的条件。

　　西方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危机管理时期由专门的新闻官负责发布相关的消息，一方面保持权威的消息来源，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控制消息的公布，特别是涉及案件的细节和破案进展的并不适合随时公布的内容，也可以防止不准确消息的流通。

　　在近期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成正比例的。当中国政府如实公布疫情、宣传其严重性和有效隔离措施以后，百姓在瞬间惊恐之后，对政府为战胜非典作出的每项决策都在无条件地配合。有人说，民众知情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就是知情权的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意义。

　　然而，知情权尚未写进我国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不仅要写进《传染病防治法》，在公法、私法和社会法域都应当写进知情权。其目的在于：（1）将知情权规范化，即作为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置于法制框架之内，让违反知情权规定的人承担法律责任；（2）将知情权制度化，即在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建立保障实施知情权的制度，有权威的、可靠的和广辐射的信息发布和信息反馈渠道；（3）将知情权民众化，即让民众了解自己的权利和行使自己权利的方法，避免被谣言蛊惑。

　　在已经打响的非典战役中，我们看到新一届政府与民共享信息的举动和效果。自2003年4月20日开始，卫生部在疫情统计中还建立了严格的零报告制度，不管有没有发现疫情，各地医院都必须定时上报非典病例的统计数字，哪怕确诊非典病例为零，也要按时报上来以确保统计数字的准确性。成功的危机公关行为，不但能极大地提升政府的形象与威望，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还是最佳的公共选择，让民众远离谣言，克服恐惧心理，减少不安定因素。我们相信，提高政府和公民对知情权的认识，并以其提高我国的法制水平，将成为这次抗击非典的难中之宝，它将有利于构建我国的信用体系。来源：人民网 2003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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