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五月二十二日电题：“非典”带给中国四点启示

　　——访清华大学教授薛澜

　　中新社记者齐彬

　　中国防治“非典”行动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胜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教授今天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至少带给中国四点重要启示。

　　薛澜长期从事公共政策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研究。非典事件发生后，由他领衔的清华大学危机管理课题组提出十多篇专题研究报告，受到有关决策部门高度重视。四月二十八日，薛澜还应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国际比较及政策建议”的学术报告。

　　薛澜指出，自去年十一月广东发现首例非典病例以来，短短数月间非典危机便从初始的单一、区域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展成包括公共卫生，政府信誉为核心的复合型危机，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公共治理等方面存在缺陷。具体而言，薛澜认为，以下四个面的启示应认真对待：

　　第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同步协调，互相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薛澜认为，政府部门对经济增长质量缺乏完整科学的考察，在很多公共领域的投入较薄弱，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关注不够。

　　薛澜说，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但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则是社会进步的直接体现，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各级政府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加强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让社会发展跟上经济发展，今后再有类似非典的突发危机，政府也可应对自如。

　　第二，政府管理模式应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薛澜认为，危机的初始阶段常常信息不完全，难以及时控制，这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没有后续的有效应对措施，从而导致危机扩散膨胀。在处理非典事件中，政府没有及时掌握信息，对非典危害判断不足，信息披露不及时便是值得总结的教训。

　　薛澜说，过去民众信息来源单一，政府“内外有别、内紧外松”的宣传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危机信息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恐慌。但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如果政府部门不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就会产生信息传播的失真性、放大性，甚至是恶意的虚假信息，使社会心态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反而阻碍了危机的有效控制。非典危机中出现的抢购风潮便是直接的例证。

　　第三，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局限性和成本值得思考。中国传统的危机处理模式是靠政治动员。但这种模式也有其弊病，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抗击非典行动中所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同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各种事业组织都直接受政府领导，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现在社会发生了转型，企业成分发生变化，很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与政府不再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有效地将政治动员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依靠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动员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网络，才能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应对未来可能面对的各种危机。当然，国家还要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包括相应的法律框架、政府机构等。

　　第四，在应对各种危机的管理机制上，应有通盘考虑。在这次应对非典的行动中，国务院成立了由副总理吴仪牵头，包括多个部委一把手的指挥部，成为协同式最高危机管理部门。薛澜认为，在危机结束之后，应当考虑如何将危机管理日常化。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危机处理常设体系，就没有人在日常状态下，建立各种预警机制，及时捕捉各种信息，把危机消灭于萌芽之中，同时总结积累各种危机管理经验，将其溶入我们日常工作的管理中。

　　薛澜最后指出，非典危机对社会系统提出了诸多新要求，危机同时孕育着契机。作为视民众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中国政府来说，非典危机应当成为改进政府管理和完善有关政策的外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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