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论谭

　　5月20日深圳发生的出租车“暂停载客”事件，经过深圳市委、市政府与72家出租车公司的紧急会议磋商，基本达成了一致：出租车公司每月必须统一补贴每位的哥1800元，其中不包含政府新近减征的各项税费。这项措施得到了广大的哥的认可，所有“暂停载客”出租车陆续恢复营运。一场风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圆满解决，不能不说是深圳市政府高效应对能力的体现。

　　不过，深圳的哥“暂停载客”事件的发生，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给深圳民众带来了不便，给出租车公司和的哥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同时也给政府提出了一道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处理此类属于市场体系范畴的事件。

　　有关人士指出：由于事态紧急，新措施是非典时期“典型的救火措施”，也就是说，在抗击“非典”的非常时期，政府为紧急动员各种资源，采用了一些非市场化手段，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常态的情况下还能采取如此措施吗，还能用“看得的见手”代替“看不见的手”吗？

　　在此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某些途径：比如的哥向记者反映：由于行业协会作用的缺位，的哥们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缺乏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其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早已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及时解决，致使矛盾激化，最终出现了令社会各界都不愿看到的一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谁来“兼顾公平”呢？仅仅依靠政府显然是不够的，在瞬息变化、千头万绪的市场条件下，政府不可能包揽一切，但是却可以借助大量市场化的工具、手段放大自己的力量。而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各种社会中间组织力量，实际上是政府维持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的有效补充，它可以提升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动员一切必要资源的能力、权力和效率。因此，加强行业协会这一中间组织的建设，可以理顺政府、企业和的哥三方对等的对话机制，让政府和企业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广大的哥的实际情况，让问题及时曝光，及时化解。

　　由此看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就是一种有互补、有分工的关系。任何市场体系中都有政府在发挥作用，而政府也一定要根据市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譬如，在出租车公司与的哥之间，政府究竟应该代表哪一方的利益？政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交给市场办吧，就让行业协会和企业通过市场博弈来达成一种利益平衡。相反，以往那种“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律承包”的做法，只会弱化全社会应对危机时共同承担风险的责任意识，强化社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损害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不良预期，正是我们在“抗非典”过程中应当努力避免的。

　　本报评论员　毕舸

　　相关报道见本报5月21、22日深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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