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ＡＲＳ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许多转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我们政府的工作作风及行政效率的变化了。在危机中，政府的措施制定和政策出台非常迅速及时，如有关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就制定并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种快速反应、快速介入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此外，许多在危机中表现欠佳或者有渎职行为的领导干部被立即撤换或查处，就连共和国的卫生部长也不能幸免，如此坚决的勇气和魄力令人敬佩；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从中央到地方政令不断出台，对各部门工作提出硬性要求，广大政府工作人员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各地区、各部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进入了高速运转的状态。所有这些有目共睹，公众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随着广东香港被同时解除旅行警告，战胜ＳＡＲＳ的曙光初露。但现在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在疫情过去后，各级政府的作风和效率会不会因为危机消失出现松懈和下降，是不是应该摸索办法把这些成果巩固下来，使政府的高效率和好作风成为一种常态呢？据新华社太原5月25日电，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山西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现象，如部门和地方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少了，互动联动多了。哪里需要公安，公安就出现在哪里；哪里需要卫生防疫部门，卫生防疫部门就会紧急出动。所以，山西一些地区正在把防控ＳＡＲＳ工作中形成的这些好做法逐步加以制度化，使防控ＳＡＲＳ形成的良好作风和落实工作的成功机制进一步加以深化。
山西一些地区的做法给了我们启示，对于在控制疫情中形成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不能在危机过后就将其抛在脑后，要看到，在危机中获得的经验许多都是在付出大量的成本才得到的，既然“花钱买了教训”，我们应该认真汲取教训，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加强事先的建设，加强制度的完善，这才能使得我们在面临任何危机的时候有足够的准备，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解决危机。所以应该把这些经验当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对它们进行研究和筛选。如果有的经验和做法具有常效和普及价值，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固定下来，并使之成为促进行政改革和进步的推动力。
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认为现有行政体制有四大问题值得警惕：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我们看到，在ＳＡＲＳ危机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的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凸显，在危机中政府通过努力，采取许多有力的措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修正，弥补了一些管理上的漏洞。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政府革除弊端的决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危机是促进行政内部运转机制更新和完善的一个机会，行政内部机制有着巨大的改革空间和余地。危机给我们以警醒，让我们看到深化机构改革和加强政府作风建设的必要性。
高效率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的基本素质，这样的素质不仅在危机时期应该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日常时期，它更应该得到有力体现。所以，有必要采取措施，将危机中形成的这种高效率的工作作风继续保持下去。
本报评论员 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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