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工人日报》报道：消费者葛锐在郑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的购物放心商场先后购买VCD光盘、男士胶囊、藏汴宝等商品，经鉴定竟全部是假货，有些药根本找不到生产厂家。在要求商场退赔被拒绝后，葛锐要求市质监局责令商场退还购货款并承担法律责任，同时要求收回或取消购物放心商场的荣誉称号。今年1月，郑州质监局以无充分理由取消其相关称号给予书面答复。葛锐不服，一纸诉状将质监局送上法庭，我国首例消费者因商场售假而状告质监局案拉开帷幕。

　　从法庭辩论看，被告似有较大胜诉优势，主要理由如下：其一，颁发购物放心商场匾牌系贯彻国家有关部门《关于1999年深入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的通知》精神的产物。其二，质量放心是一个体系性的放心，大商场经营品种成千上万，难免会出现几起有质量问题的商品，只要商场积极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本身就是放心的表现。其三，引导消费者消费并不是强制消费者消费，颁发荣誉称号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没任何强制力。其四，我国目前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对行政机关此类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上述理由，笔者不敢苟同。

　　无论官司最终结果如何，人们都有理由提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政府该不该颁发放心牌或进行类似的活动。放心牌的作用对象无疑是广大消费者，借助行政权威和政府信誉颁发放心牌，实质上是一种推荐行为。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推荐这推荐那，或者指定这指定那，是缘于一种政府理念、一种社会角色定位。而随着市场的完善和中国走向民主法治，政府的这种理念和心态和时代已越来越不合拍，引发的问题已经够多，发生在辽宁海城市8所小学学生饮用豆奶集体中毒事件，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政府，也许骨子里依然保留着包揽一切的意识。也就是说，只要政府和官员们能想到的和认为对百姓有益的，都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服务。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百姓生活，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权领域，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管、有权力管、有能力管。

　　随着新的政府理念的产生和大众民主法治意识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感到，许多事情，政府确实不适宜管。无论是有形市场还是无形市场，都不是政府直接开的，凭什么对着消费者指指点点，告诉人们这里放心那里不放心？消费过程，首先是消费者依据自身偏好和鉴别力自由选择商品的过程，政府的所谓引导不仅会干扰消费者，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竞争环境的不公平。

　　无论是颁发放心牌还是推荐、指定，都是一种承诺行为。商品经济社会也是契约社会，承诺就是契约，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具有法律意义。因此，不管什么身份，承诺就得负责任，就得兑现，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购物放心商场无疑就是一种政府承诺，而且在广大消费者眼里，放心将意味着该商场所有的商品绝对无任何假冒伪劣，不可能说，假冒伪劣率千分之四就算放心，千分之五就算不放心。实际上就现阶段国情看，无论商场有意还是无意，百分之百的放心、尤其是动态的放心、长久的放心，在理论上都是难以做到的，而政府恰恰就敢为此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胆量从何来？一是没把承诺当真正的承诺，二是不需为此负法律责任。

　　早有人提出有限政府的概念，而目前盛行的政府种种推荐行为和乱承诺现象，毫无疑问应被有限排除在外。政府确实有责任整顿市场秩序、颁布并实施质量标准、打击假冒伪劣，但无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管理部门、消协还是其他部门，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渠道、途径都不是无限的，更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应受到法律的规定和限制。超越了权限，即使作用积极，也不能被认可，因为它会造成更大的副作用。

　　关于政府的有限性，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曾有一段精彩言论：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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