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5月29日电 题：SARS考验中国农村医疗体制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黄平教授

　　记者 阮煜琳

　　目前，中国人的SARS之战已露出胜利的曙光。可以断言，此次SARS疫情没有在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造成大面积蔓延，但有关专家日前指出，SARS既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使我们可以此为契机，建立适合有大量人口流动和市场经济的农村防疫医疗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黄平教授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国改革之初最成功的也在农村。但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很多农村地区缺乏信息、资金、技术和服务，中国农村的防疫和医疗就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黄平说，回顾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疾病防疫和基本医疗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农村的医疗、防疫系统分开了，防疫的地位远远不如医疗，肝炎、结核、痢疾等传染病在有的地方反而死灰复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医、药分开，药业率先商业化，医院和医生又变成药商赚取病人钱财的中间环节，县、乡医院都要靠卖药来支撑，村的医疗点很多已经难以为继了，而老乡们不知情，只是怪医生和医院，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小病拖、大病抗的现象，有的甚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黄平认为，即使在今天，中国农村最严重的流行病仍然不是SARS，也还不是艾滋病。对防疫和基本医疗保健的忽略造成农村地区肝炎、结核、痢疾等传染病再度蔓延，它们是农村中现在最主要的传染性疾病。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主要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但还有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特别是防疫和保健)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这位社会学家认为，SARS虽然是一件坏事，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重新思考，在市场经济快速推进的条件下，在中国农村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究竟需要建立什么样的适合国情和时代特色的医疗防疫保障机制？

　　黄平认为，首先，政府非常担心SARS疫情向农村蔓延是很对的，因为农村缺乏健全、完善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农村地区控制SARS等疫情一旦出现，治疗起来成本就更高、难度就更大。当前社会是以市场为杠杆配置资源的，但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尤其是防疫和基本的医疗、妇幼保健)、社会治安、治水等都是政府要提供的服务和担负的管理的重要内容，属于政府的责任，而不能简单甩给市场。

　　其次，总结历史经验，中国还是要搞全民爱国卫生运动，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尤其对农村地区的广大居民，要进行经常性的健康教育和讲卫生活动，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过去用很低的成本就在全国范围消灭了鼠疫、天花、霍乱，基本控制了结核、血吸虫、麻风、肝炎等。对广大农村的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不能仅靠专家和尖端科学，还是要中西结合、土洋结合，专家和群众结合。现代尖端科学还不可能完全覆盖广大农村人口。

　　第三，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防疫制度，既要适应大量人口流动和市场经济的特色，乡村的医疗体制又不能过于市场化、商业化。探寻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防疫医疗制度，比如，通过对富有群体加大税收力度、转移支付等来解决资金问题，通过村社的合作医疗解决农村的妇幼保健、传染病防疫和基本医疗问题，通过全社会鼓励、大力奖赏医疗人员等办法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

　　最后，要建设包括农村地区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卫生防疫网络和应急体系，面向全民、预防为主，而不是仅仅在大城市建几个高规格的防疫中心。而且，面向大众的、低成本的、有效的全国卫生防疫网络应该是动态的，不只是针对SARS的防治，而且也能针对痢疾、肝炎、结核、艾滋病、血吸虫等传染病的防治，以及在没有疫情时，对常见病、多发病的控制。

　　黄平还强调，目前这种城乡分割的体制，使得在城市里生活、工作、消费的一亿两千万农民工没有在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如何从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来通盘考虑这些问题，建立起动态的、社会化的防疫——医疗网络，从而打破单位壁垒和城乡分割，逐步把中国社会的防疫、基本医疗、基础教育、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等等从整体上加以解决，是当前和今后在制度创新和政策框架方面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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