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家初步锁定非典病毒的野生动物源头，各大城市初步建立起控制非典的防御体系，发病人数日趋减少，许多曾经是重疫区的城市也已多日呈现零增长，香港、广州也同时被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旅游警告，用媒体的话来说，中国已经进入后非典时代。既然是“后”时代，盘点社会影响、善后保障工作、修复行业创伤等各项“后”工作也应该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非常时期危机时刻被忽视的诸种社会问题这时候也应该得到政府充分的重视，提上研究和解决的日程中来。

　　一个急待被重视的问题是因为社会各阶层抗风险能力的差异，非典灾难有可能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圣经·马太福音》中有一句名言:“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社会学家从中引伸出了“马太效应”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优势积累，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同样，面对非典这一突如其来的社会风险，不同财富禀赋的人消化非典影响的能力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有可能扩大业已存在的贫富差距。

　　据中新网透露，最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部分专家就非典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专家普遍认为，非典对中国就业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据央视国际报道，非典疫情给中国就业工作带来很大冲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受影响更大：800万农民工返乡、212万大学生等待就业，在疫情严重的北京，餐饮业80%的职工已处于待业状态，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非典影响下的就业问题，是后非典时代扩大贫富差距最大的杠杆，正是非典所引起的就业大调整，富者有可能更富，贫者有可能更穷。

　　面对非典，有着财富资本的人可以利用非典中人们对一些特殊物资的需要而大捞一笔，据媒体报道，非典最严重的时候在某地的药品市场每天就制造好几个百万富翁；即使是非典时期受到冲击的如旅游、交通、餐饮等行业的老板，他们可以采取裁员和节缩开支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的凋零，危机过后他们立刻可以从恢复生机的市场中得到反弹性的补偿，营业正常起来，赚钱就正常起来，即使因为市场的凋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多年经营的财富积累是可以抵抗的。

　　而那些没钱人就不行了，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是非常之差，经济学家托尼对农民曾经作过一个相当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是啊，面对非典，800万农民工返乡，且不说返乡所要消耗的车票成本，回到家乡的这段时期内，没有工作，也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农村大多数家庭的经济结构相当脆弱，没有了打工赚钱的来源，整个家庭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孩子的教育资金、老人的赡养费等等就成了问题，而且随着非典后许多行业的收缩，他们继续到城市里能不能找到工作又成了问题。这点点损失对于一个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民家庭，影响却是结构性的。

　　城市里的弱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受到非典影响的这几个行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三产业，这些行业在正常时期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城市下岗工人等贫困者，而非典冲击到这些行业，受到最大影响的当然是他们！据相关部门统计，去年中国第三产业共吸纳就业人数2.1亿，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年初的预测，今年将新增800万个就业岗位。而从中国遭遇非典以来，不但这些就业岗位难以落实，而且目前失业的人数已超过800万。非典让他们失去了工作，他们的生活来源将落到何处？这就是他们面对风险的低抵抗能力！

　　对于有钱人，非典的影响至多也只是在当时，可是，对于贫穷者，影响却是结构性和长期性的，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本来已经存在的贫富差距极有可能扩大。面临这种有可能扩大的贫富差距，政府有必要对这些风险中抵抗能力的弱者进行制度性的补偿，比如说强化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以引导其迅速就业，对农村因非典受到很大冲击的家庭可以考虑减免孩子的学杂费，这样才能让这些弱者尽快走出非典的阴影。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传播学硕士）来源：人民网 200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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