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科研机构的设置，既有强烈的计划色彩，又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什么级别有什么“资格”，什么级别研究什么样的课题，别人不得越雷池一步。

　　“在SARS面前，我们打了败仗。”这是近来杨焕明逢会必说的一句话。作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首任所长，“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人，杨焕明清楚，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上，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争得世界第一。这不仅因为中国科学家有机会最早、最多地接触到第一手资料，而且中国的研究中心无论规模还是技术水平，绝不逊于国际同行。然而，在SARS研究中，中国目前的首创记录全部为零。

　　应该看到，这不是缘于我国科学家不努力或者水平不够，我们科研体制包括信息披露体制的落后与此严重相关。

　　一个最要命的问题是，我们许多有责任心、不怕死的科学家却只能隔岸观火，因为他们根本要不到病毒样本。杨焕明的创业伙伴、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博士为了寻找病毒标本，数下广东，都无功而返。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只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是病毒标本的合法持有者。不得已，在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从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4月15日，他们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送来的病毒样本后，不到36小时内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但就在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汪建痛心疾首。

　　如果病毒标本的合法拥有者不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而是多家平等研究主体都可以拥有（哪怕采取向一线医疗机构购买的形式），那么，研究机构之间是否可以展开更为良性的合作与竞争？决策者的信息渠道和决策视野是否可以大大拓宽？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机构的设置，既有强烈的计划色彩，又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什么级别有什么“资格”，什么级别研究什么样的课题，别人不得越雷池一步。于是，科研机构之间缺乏良性竞争，也难以产生良性合作，更糟糕的是，民间研究机构的生存发展空间因此受到窒息。咱们的机构论级别，可是科学不认级别，病毒也不认级别啊！

　　与研究机构行政级别化、计划指导化相“适应”的，是许多科学家包括一流科学家失去对科学的敏感性和进取心。科研机构长期养成“等任务”的习惯，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国家几个中长期的科研计划，都希望从里面找项目、找经费，然而对市场真正急需的，尤其是像SARS这样的紧急情况，特别需要科研人员主动出击的项目。不久前看凤凰卫视访问一位搞病理学研究的医学专家，从谈话中我们得知，他很早就得知广东有了这个病，但很长时间对此没有发生任何兴趣。我和爱人一边看一边骂，他倒坦率得很，面无愧色。转念一想，能怪这位科学家吗？就算你舍生忘死，就算你触觉灵敏，你也只能干着急，就像杨焕明他们，因为那不是你的“地盘”啊！

　　对此，人们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比如部门分割、各自为战、彼此封闭；面对突发事件，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高速、有效的科研应急机制，比如政府的有效组织与协调等。但是最根本还是体制问题，惟有从体制上打破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和计划指令，还所有科研机构（包括民间机构）自由、平等的竞争主体地位，才会有真正良性的竞争与合作。

　　同时，对于事关公共安全和利益的信息，不论是病毒标本还是疫情状况，都应当是全人类共享的信息资源，任何人、任何单位无权垄断。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完全是工具主义的，以为只要发展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就行了，殊不知，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科学根本不可能发展。 SARS就是最好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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