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二条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财政专家高培勇教授近日在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对既有的公共卫生的投入是不足的。医疗卫生设施非常薄弱，不要说应对突发起来的公共卫生事件，就是维系正常的运转也非常困难。”“只有进一步加快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步伐，才能在未来的各种突发性事件中有更加令人满意的表现。”据财政部有关人士透露，今后用于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将会有所增长。财政部将对此进行研究并拿出方案。

　　ＳＡＲＳ使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一些问题在危机中充分暴露。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开放后，各地政府对经济建设项目的投入逐年增加。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尚希博士新近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提出，中国政府过去的支出项目，既有一般性公共服务项目，也有经济建设项目，但中心摆在了经济建设方面。比如用了1／4的支出科目来反映经济建设方面的内容，而涉及领域广泛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社会性支出，仅用一个科目来笼统地反映，反差极大。大量资料显示，在许多地方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基数很大，而且年增长速度可高达60％以上。但用于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不但基数小，年增长速度一般不会超过20％。

　　在这次ＳＡＲＳ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薄弱，特别是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更令人担忧。1991—2000年全国新增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入到农村，而14％中的89％　又都成了“人头费”，真正专项的农村卫生经费只有1·3％，由此可见农村公共卫生建设的窘境。今年年初，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出台后，许多地方县乡两级财政对每名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一年只能补贴1—2块钱，这么一点钱怎能构建一套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仅是医疗，在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都存在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

　　按照现代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界定是以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为出发点的。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以刺激经济的发展的确应该得到充分重视，这种需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突出。但是也要看到财政支出应该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动力，对于目前社会一些急需的公共物品或服务需要给予充分支持。随着财政融资体制的改革，以及公共工程投资渠道多元化，政府有可能把公共支出的重点由投向经济建设项目为主转向一般性公共服务项目，尤其是抵御全社会公共风险的项目上来，逐步实现由“生产社会”向“福利社会”的转变。

　　财政对一般性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公共项目投资的减少，也许有人会担心这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样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一般性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有时候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促进。例如，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完善了，公众的消费潜力将被释放，原本准备存进银行的钱将进入消费领域，这将促进经济的增长。即使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财富的增长或工业化、技术进步等等，只有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样的发展才更有意义。

　　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繁荣，物质财富庞大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公平的，有保障的，福利完善的社会。用社会财富的暂时缓慢增长求得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大大增加，这样的成本是必然要付出的，早一点付出的话，成本反而会很小，越往后拖，成本将会增大。所以危机是改革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契机，财政支出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转变。本报评论员　于平

　　订阅非常笑话 掌握成人世界的快乐宝典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在家学新东方英语 注会注册评估师 考研英语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