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已经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同时有可能影响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为此，非典国际合作已经开展。抗击流行病不可能是一次短期行为，合作的部门也不应当局限于国际医学界，这是一项涉及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的战略性任务。因此，对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做些探讨。

　　非政府间合作还是政府间合作？

　　病毒和细菌给人类安全带来的挑战是无法以国界来封堵的，流行病正在挑战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人们都有加强国际合作抗击流行病的愿望，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人的安全”理论。其基本定义就是维护人的福祉、充分保障人的生命。在学理上，“人的安全”思想最早由心理学家布拉茨在1966年提出。不过，国际关系全球主义学派则是这一理论的学理基础。“人的安全”理论有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是不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元，而是把分析视角定位于人（个体）和社会；其二是不把国家间结构性、军事化暴力看成是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而是把国际社会的非结构性动乱看成是对全球稳定的主要挑战；其三是不再把国家看成是竞争者，而从人的安全出发，强调个体和社会合作的根本潜力，零和结局已经消失，获得的将是双赢和多赢。由于爱滋病和非典等流行病涉及人的生命，因此“人的安全”理论主张推进流行病国际合作，不过这种合作不应以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安全准则，而是强调以人的个体安全为宗旨。概而言之，它是以整个世界为基本视图、以人为核心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另一种观点在强调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主张流行病国际合作不能脱离国际政治现实，特别是当主权依然是民族国家根本属性的时代，合作必须在政府间进行。欧洲国家是最早开创主权国家间多边合作机制的典范，在19世纪30-40年代霍乱流行欧洲期间，各国政府广泛开展防止传染病的外交活动，于1851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 in Paris），并在余下的半个世纪里继续召开了十次会议，订定了八份国际性的公共卫生法规，涉及的内容既有抗击霍乱的，也有针对跨国界传染病防御措施的。这些合作活动和法规为20世纪初在巴黎建立国际公共卫生局秘书处、在美洲地区建立泛美卫生局（现在改为泛美卫生组织）起到了样板和促进作用，而且也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继续推进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跨国界流行病如同环境污染、贩卖毒品、恐怖主义等等一样，已经成为地区和全球问题，需要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着眼，突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障碍，通过地区和全球的携手合作，抗击流行病，但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依然是民族国家基本属性，国际合作必须是在主权国家政府间相互协调基础上进行。

　　不同合作层次的缺陷是什么？

　　首先是次区域层次的国际合作。主要是指地理上邻近国家和地区进行的防非典区域合作，如10+1和10+3之间的合作；其次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所辖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以及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全球层次上的国家间合作。这些合作都需要通过完善国际法规和相关机制来加以实现。

　　首先，关于防御流行病的最重要国际法是《国际卫生法规》，它由世界卫生组织1951年正式颁布实施。尽管经过修订，该法规现在是世卫成员必须遵守的国际法规。但是它只适用于三种流行病--霍乱、鼠疫和黄热病，而不适用于爱滋病以及其它新发现的流行病和传染病。根据这项国际法，成员国没有义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这三种流行病以外的其它新病种。因此，从法理上而言，这部具有约束作用的《国际卫生法规》对成员国关于非典流行病的处理方式没有约束性。

　　其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2002年签订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没有涉及流行病和传染病跨国界传播问题，为弥补缺憾，2003年4月29日中国－东盟领导人签定的《中国与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是对前次协定的补充和修订，是当前次区域合作抗击非典流行病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展开流行病合作的法律依据。

　　再次，《APEC抗击流行病战略》是从政治上促进地区合作的重要文件。APEC上海会议通过的这份文件，是一份全面抗击流行病的战略合作框架。文件对APEC范围内防御流行病行动从警告体系、疾病预防、疾病应对、疾病控制和疾病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上海会议之后，APEC领导人在2002年墨西哥聚会时一致同意建立地区公共卫生监测网络和早期预警系统，要求对地区重大疾病流行特别是生物恐怖主义作出反应。这些文件都有很强的政治感召力，对于采取行动具有政治意向性和道德约束力，不过，APEC本质上还只是一个政府间的合作论坛，APEC发布的文件尚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力或约束力。

　　由上所述，目前适用于防御流行病的国际法显然存在缺陷，《国际卫生法规》关于监测、控制流行病传播的法律作用已经难以适应新的严峻形势，《APEC抗击流行病战略》又具有非约束性特点，这些不足与缺陷不利于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顺利开展，不利于维护地区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应建立什么样的合作机制？

　　推进流行病国际合作，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中国应当利用当前契机，在完善并规范国际法、建立国际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首先，从战略上明确流行病国际合作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从长远着眼，世界卫生组织应当是推进国际合作的主渠道。当前应当着力健全、完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法规》，促进国际公共卫生、卫生科技、流行病信息分享、流行病确认和报告的法规建设和互利合作，谋求全球的共同发展，维护全人类利益。在当前抗非典活动中，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防止中心（US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事实上发挥着主导作用，接受相关规则和机制是参与国际机制建设的必要步骤，既体现了十六大提出的顺应历史潮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思想，也是实践上我国未来建设性参与国际机制甚至改造相关机制所作的演练。

　　其次，抓紧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与合作。当前，危害国际和区域安全的重要因素不是来自大国对抗，也不是来自明确的敌对国等等的传统因素，而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因素，现在跨国界流行病日益突出，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十分猖獗。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在对付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上都有共同利益和愿望，因此，中国可以同美国以及本地区国家合作，先从这些领域着手，就这方面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展开研究，拓展合作领域。

　　再次，在亚太地区促进不同层次合作的协调发展。本区域开展流行病多边区域合作主要有“10+1”、“10+3”与APEC合作，这些都是亚太地区多边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依照轻重缓急和发展战略，及时规划，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之间合作，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在当前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可以从政治、经济、安全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性防范和合作，为地区和全球范围的防止非典及其它流行病开展合作作出样板。

　　最后，继续推进APEC领域的合作。中国可以继续为全面落实上海会议抗击流行病合作框架作出贡献。在APEC领域内推进非典流行病合作，应当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渠道。中国可以发挥自己的大国影响力，主动倡议召开APEC领导人会议讨论防止非典合作事项，修订上海会议制定的战略框架，增补抗击非典的内容，由此增强中国对地区事务发挥引领性作用。利用APEC推进国际合作，有利于我们处理台湾问题，可以让台湾有一个机会参与相关活动，因为台湾本身就是APEC成员。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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