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

　　5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会议，部署取消涉外定点住宿限制。从这一天起，北京城八区取消涉外定点住宿限制，试行一段时间后，将于10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推广。取消涉外定点住宿限制后，凡取得旅店业经营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不再受星级、规模、设施的限制，不再履行涉外留宿单位的报批手续，均可接待境外人员留宿。

　　这是一个更开放的国家、更开放的城市自然的姿态。它在表现形式上是给外国人一种国民的权利，而与之相联系的，也是给国民的一种经济的平等权利———“星级以下”的国民，由此就有为外国人服务的权利了。

　　其实，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些文化的权利尚未提及。比如：过去只准外国人住星级饭店，而一些外国电视节目也因此只准三星级以上涉外饭店接收。此后怎么规定还不好说，至少原来的限制更加缺乏理由了。可见权利都是相互连接的，无论国内、国外，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因此，开放在一定意义上讲，既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国家在别的方面的进步也是一样。人的不同权利相互支撑，尽管不同人的权利看起来总是相互冲突。这是权利本身的性质。

　　权利本身的这种性质，就是“对等”的性质，现在已经成为WTO之下的国际原则。只准你怎么样，或者只准我怎么样，都不是你和我的权利，而只是“权力”的一种安排，有的时候，它叫作垄断，有的时候，它叫作强制。

　　权利本身的这种性质，就是“普遍”的性质，凡普遍的才叫权利，不普遍的那叫特权。特权就是“特别好的东西吗”？过去有一种商店，只准外国人来买东西。你觉得这是对中国人的歧视吧？但是，现在还有许多公园对外国人加价收取门票，又是对外国人的歧视了吧？这两种现象看着相反，其实是一个意思：第一是不承认“对等”，第二是不承认“普遍”。曾经有一种电影，叫作“内部电影”，如今安在？

　　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国民中间，现在还有一些不对等、不普遍的权利。比如人的居住权和迁徙权，就受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而呈现出一种不对等、不普遍的性质。由此产生的国民歧视，甚至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前不久大学生孙志刚仅因没有携带证件上街而被收容，收容后不幸惨死，在全国引起舆论激烈反响。这种反响不仅是“义愤”，不仅是良心和情感的反应，而是这种事强烈地破坏了人们对权利的对等要求和普遍要求，使有理性的人不能自安。

　　我们可能不大希望太多的外地人进入自己的城市，特别是当他们不是坐着豪华轿车、住进豪华宾馆，不能为这个城市增加旅游收入的情况下，因为那不能增加我们的收入，却可能使我们减少安全感。但是，这种心理如果恰好与一项制度规定相契合，使得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们落入悲惨命运，那么，我们的安全感就会降得更低，因为，我们在别的城市完全可能落入同样的悲惨命运。

　　我们的企业肯定不希望太多的外地商品和服务进入自己的城市，因为那会分享我们的利润，侵蚀我们的就业机会。但是这种心理如果强烈到足以促成一种地方性法规和政策———限制外地商品和服务，那么，我们的利润和机会肯定也会在别的地方受到限制。

　　实际上，在开放的现代社会，除了权利，普遍的和对等的权利，你不可能追求到一种特权，因为任何特权都意味着限制，对应着限制。在今天，我们至少可以有这样一种权利伦理：你有，他有，我才能够心安理得地拥有，无论是住在一个城市的权利，还是走出一个城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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