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捷

　　“我不推托。”表态的人叫吕厚山，北大人民医院院长。有两件事使其成为视线焦点：他负责的医院有9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SARS病毒，堪称“创纪录”；医院在疫情高峰期被实施“整体隔离”，开新中国医疗史之先例。解除警戒走出医院时，吕厚山对央视记者如此说。

　　关于引咎辞职的问题本不值得“热炒”。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这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遭遇非常状态，当家人有无全局意识理性精神，能否果断行事，也是作为一院之长的基本职务要求。事后检讨，想必上级下级以及吕院长都会有一个评判——需不需要负责，或者像其本人所承诺的“负我应该负的责任”，尽在情理之中。只因为我们不太习惯仅仅是“负责”而下台的事情，于是便难免有了局外人的议论纷纷。

　　不过这家日门急诊量居首都前3位的三甲医院，的确暴露了我们与SARS“过招”时的几处先天“软肋”。首先是方便病人的“经典式”布局，每个病人都必须经历的诸如化验拍片付费取药之类全紧挨紧挤在一起，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隔断。其次，虽是综合性医院却向来不设传染科，“隔行如隔山”，因而也就缺乏相应的观念、措施以及人才。这在大医院不是个案。再则，作为一个“单体”，医院前期完全没有情报网络和防治联动的有效支撑。尽管已经感觉到有严重的交叉感染存在，然而在申请“叫停”等候下文的日子里，院方最最出格的举动也就是派一名医生在急诊门口高声叫喊：“不发烧吗？请去其他地方看病吧！”

　　其实，“谁是院长”普通百姓并不在意。从调查危机到研究危机，SARS倒是给出了一个自我反省和重新规范日常医疗工作的绝好机会，大到意识、框架、运作法则，小至设备、程序、人员走向，等等。如若不然，各种潜在风险有可能又使我们走进现实危机。

　　应该有一天，不管典型非典型SARS非SARS，及时准确的预警、完整有效的预案、装备到位的预备队伍，都足以令我们的医院不再措手不及。惟此，北大人民医院悲壮的一幕才值得记忆，“院长下课”的讨论结果才不会太过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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