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来自安徽宿州农村的帅小伙，两个月前到深圳的歌厅做驻场歌手，但因为受非典影响，歌厅取消了所有演出，而他也因此失业在家。为了谋生，小伙子沿街叫卖自己的屁股，明码标价“每掌10元，买二送一”，供路人拍打发泄。生意本来不错，但恰逢巡警路过，“卖屁股”的男子见有巡警到来，赶紧收起牌子，骑着自行车走了（《南方都市报》5月30日）。

　　这里，从道德角度来阐释男人卖屁股的是是非非固然重要，但是笔者觉得，以此为契机探讨一下流动人口的失业保障问题，应该更有意义。

　　众所周知，失业问题几乎是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无法避免的。特别是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失业问题。在我国，目前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失业，即一般意义上的失业和特殊形式的失业——下岗问题，这样，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失业保障制度体系，即针对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制度和针对下岗职工的特殊形式的失业保障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再就业制度。

　　但是有一点应告明确，长期以来，失业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并不享有失业保障。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指出：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用“把公开失业转变为隐蔽失业”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因为“农村人口被视为是全部就业的”，所以，20世纪60年代初2000万工人被精简下放和60年代末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把公开的失业用这种方式全部转移到农村，实际上是变为隐蔽的失业”。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中国加入WTO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压力将会越来越大。问题就此出现，按照现在的二元失业保障制度体系，进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是无法享受到相关失业保障的。首先，因为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不是下岗职工，自然享受不到相关保障；其次，劳动力市场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买方市场”，最稀缺的资源是就业岗位，现实的情况就是企业不会主动为聘用的劳动力买失业保险，而面对人多岗位少的局面，被动的、弱势的农村劳动力也确实没有更多选择。

　　那个安徽小伙子为什么要去“卖屁股”？是不是觉着屁股不重要，或者觉着屁股皮厚肉多挨了击打也无妨？恐怕都不是。小伙子告诉记者说“挣的钱差不多都花完了，生活费快没着落了，总得挣点钱吧”，看来，还是迫于生计而为之。失业了，得不到救济，得不到城镇居民享有的失业保障，于是要去靠“卖屁股”来维持生计，并且言之凿凿“明码标价，我的屁股只提供给真正需要发泄的女士拍打”，同时一路卖着一路还得提防着警察——不管从哪个角度说，这样的事情都叫人笑不起来。

　　当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到一定程度时，计划体制造成的隐性失业就显性化了，并且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的失业问题是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总量而造成的，目前在全国城镇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3000万人以上。大批游离于二元失业保障制度体系外的农村流动人口，为城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当他们失掉了工作，却无一例外地得不到任何保障。当“卖屁股”的男子与“买屁股”的城镇女人讨价还价时，每一个人都应该品味到公平丧失的苦涩。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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