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把民工的生存状态抛到了风口浪尖上。人们在非典的逼迫下自觉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卫生习惯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身旁的民工群体。--没有这个庞大的流动的群体的健康与安全，整个社会的非典防治体系都将是一句空话。

　　于是，我们看见，在国家三令五申且非典大敌当前的紧急状态下，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变化。民工的居住地和工地得到了反复消毒，一些拥挤在闷热阴暗地下室的民工被有条件地转移到通风干爽的地方栖息，有人给民工发放了口罩，民工的伙食得到了改善，民工的工钱和生活费也得以按时发放，有的地方还规定，染上非典的民工可以免费治疗。

　　无疑，对民工的这些紧急安抚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原本已经开始四散分流的民工停止了躁动不安，民工身上也没有发生当初有人所估计的那种可怕后果。这是好事。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由于非典给民工带来的“好运”在非典之后还能持续多久？

　　这并不是一个奢侈的疑问。对民工而言，他们已经得到的这种“好运”只是相对于他们平时干最脏最累的活、住最破最贱的房、起居饮食很少有人过问的状态而已，不过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的起码的生产生活条件，况且这种“好运”也还没有惠及所有民工。

　　这更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疑问，因为已经有民工为自己享受到的“待遇”买单的事情出现了。他们所得到的上述“好处”都将从工钱中扣除。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改善民工待遇当然是需要拿钱说话的。然而，完全由民工自己出钱，他们一月累下来才三瓜两枣，根本不可能。而如果一天不把“买单人”圈定，民工的“好运”在非典之后就一天也走不远，就只会是非典时期产生的“一次性买卖”。

　　现实就这样折磨人，谁来为改善民工待遇买单？这也许是一道巨大的难题，因为它涉及到社会保障的系统工程。但眼前，也并非难不可破。说穿了，除了民工自己，“买单人”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国家财政。很简单，民工是没有退休养老保险金的，也就是说，每个民工的劳动只养活了劳动时的他，他本来应该等老年了再取回的那部分报酬却因为没有民工退休金制度而不明不白地消失了。消失到哪里去了，一部分通过企业税金流到国家财库里了。那么，财政对此是否应该有所投入？

　　另一个就是雇佣民工的老板。在民工的工资还经常拖欠的今天，让老板拿钱改善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一定困难重重，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就像这次抗击非典一样，由有关部门对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制定出具体标准，用工单位达不到要求不得开工，违规开工者一经发现严加惩处。

　　这样做也许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至少，改善民工待遇的总体要求有路可走了，不会总停留在说法上。来源：人民网 2003年6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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