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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近来的一系列选举事件新闻让国人为之瞩目，不断出现一些与传统断裂的新事物————先有贴“竞选海报”的肖幼美、吴海宁，又有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区人大代表的王亮，接着突然冒出个外来女工陈彩琼以“非选民”当选区人大代表，最近又来了个“罢免风波”：南山麻岭凯丽花园33名选民在《罢免函》上签名，要求罢免新当选的区人大代表陈慧斌（本报对以上新闻均有系列报道）。

　　为何要罢免呢？33位签名的选民认为陈慧斌“漠不关心群众疾苦，工作严重渎职”，且不论事实是否成立、罢免理由是否充分，也不论罢免函背后是否有其他复杂的原因、陈慧斌能否被这一纸“罢免函”削去代表资格，在中国既有的选举环境中，出现这样的“罢免事件”本身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知名选举问题专家李凡肯定了这一点：选民们根据有关法律行使他们正当的权利，不管他们提出的罢免理由是否成立，这对于我国人大代表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对广大选民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民主，都将产生示范作用。

　　笔者认为“罢免事件”的意义远不仅于此，它的发生在示范意义上强化公众选民意识的同时，还有利于完善当下的公民权利，并推动着公民权利向更高层次递进。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至少包含三类权利：民权，包括与个人自由相关的一些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等等；政治权，即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权力的运作的权利，具体说，也就是选举权；社会权利，即公民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等的权利。这些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呈层层递进的关系，民权的实现有利于促进选举权，选举权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各项社会权利。此次“罢免事件”，还有先前的“非正式候选人”、“竞选海报”等等，都表明公众选民意识的强化和选举权的完善，选举权的完善能够推动公民权利向社会权利递进，从而增进国民的整体福利。

　　从“罢免风波”来看，更高层次的公民权利是如何得到选举权推进的呢？靠的是选举权的压力。33位选民罢免陈慧斌的理由是：漠不关心群众疾苦，工作严重渎职。不管事实是否如此，陈慧斌必然会感受到“罢免”这种形式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他会比以往更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代表职责，更好地服务社区人群。事实上，陈慧斌面对“罢免函”也是这么想的。人大代表的“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压力越大，他们就会更努力地为选民们的经济保障而努力，为选民们的基本生活和文明条件等权利而奔波，为增进选民们更多的福利而向政府建言献策。如此，公众的公民权利也就得到了一个跃迁，各种社会权利在代表们积极努力下也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在谈到习俗和法律的区别时，法国学者柏克说：习俗比法律更重要，法律高度依赖习俗，法律仅零散地偶尔触及我们，习俗却是像我们吸入的空气一样，以不断的、稳定的、统一的、不被察觉的作用，烦扰或抚慰，腐蚀或净化，提升或降低，蛮化或美化我们。事实上，从吴海宁的“竞选海报”到33位选民的“罢免函”，选民们正是把对法律的理解转化为一种习俗，人们依靠《选举法》思考和行动成为一种光荣的习俗，正是在这种“习俗”的潜移默化中，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本报特约评论员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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